有“炒作大王”之稱的鄧建國，最近又受到關注。不過，原因挺尷尬：“老賴”鄧建國因違反“限制高消費令”乘坐飛機，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辦案人員從頭等艙請下飛機，處以拘留15天。

       限制高消費令，是對拒不執行法院判決、拒不履行還款義務的“老賴”的限制措施。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針對的就是“執行難”問題。我們都知道，“老賴”最擅長的就是“哭窮”。今年4月，北京豐臺法院向30人發出首批“限高令”，來領“限高令”的“老賴”多數衣著樸素。然而，據執行申請人反映，這些人並不是真的沒錢，他們當中有的人經營著賓館，有的開著寶馬車、出入高級飯店，但法官一讓還錢就哭窮，“明顯的就是躲債。”試想，如果一個人明明有能力償還債務，卻一邊以各種方式轉移財産、故意拖延，一邊又進出高消費場所花天酒地，債權人的不滿可想而知，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也被嚴重藐視。

       “限高令”一發出，“老賴”就不能坐飛機、火車軟臥，不能在星級以上賓館、夜總會、高爾夫球場進行高消費，不能旅遊度假，不能……甚至連子女也不能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而且還可能被曝光姓名，受到社會監督，滋味不大好受。為了擺脫這種受限制的生活，一些“老賴”迅速還錢，也證明“限高令”確實具有較強的針對性。然而，另一個問題又來了。為解決“執行難”而出臺的“限高令”，自身會不會也遇到“執行難”的問題？

       因此，“老賴”鄧建國雖然做了反面教材，但他的“名人效應”還是産生了正面意義：既説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印證了“限高令”的嚴肅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此次，廣州市中院是通過執行聯動機制，與多個部門建立信息共享平臺，“逮”到了欲前往濟南的鄧建國。保證“限高令”有效執行的前提，是法院能在第一時間得到“老賴”的通訊、住宿、出行、消費信息，一旦其違反禁令，法院就能及時加以控制，這等於給“老賴”戴上了一副無形的手銬。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信用體系的逐步建立，為“限高令”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關鍵還是各個部門之間如何達成一致、加強溝通。

       法律法規的權威性，要靠執行來建立和鞏固。一項法規在出臺之前，固然要考慮其現實可操作性，但在出臺之後，尤其是具備較成熟執行條件、較大可作為空間的情況下，就沒有理由讓它淪為一紙空文；甚至還可以此為契機，反過來推動一些機制的建立、一些空白的彌補。當然，“限高令”的執行並非完美無缺。鄧建國被拘之後，從其個人物品中發現了高額刷卡消費小票和高消費會所的VIP卡，如何彌補這些領域的監管空白、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是需要繼續攻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