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松民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將於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主要議程為研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應該説，在目前情況下提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命題是非常及時的。而在我看來，實現文化大繁榮的關鍵一步，就在於能不能首先重建文化自信。因為沒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即便“發展”和“繁榮”，也只能是商業文化、封建文化等，而不可能是“社會主義文化”。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近代以來，中國的文化自信經歷了一個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過程。

　　在清王朝的所謂“康乾盛世”之後，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經濟開始一路下滑，同時健康的核心價值觀也開始一路下滑，嘉慶時就有“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的説法，鴉片戰爭爆發時，清王朝在政治、軍事方面都極度腐朽。核心價值觀的衰落導致了腐敗，腐敗導致了失敗，失敗導致了文化自信的喪失。

　　但我們中華民族歷來具有痛定思痛，絕處逢生的能力。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人民也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過程中獲得了充分的文化自信，毛澤東充滿自信的聲音“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所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無疑代表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心聲。

　　中國文化自信的再次失落，應該説始於80年代。其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是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了，發生一些曲折，這一點毋庸諱言；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受國內外客觀環境的限制，不得不選擇了一條“高積累、低消費”的道路來實現工業化。

　　如此一來，在80年代初打開國門後，從精英階層到平民百姓，無不驚訝于西方豐裕的物質消費水平，由於不能客觀地認識這種差距産生的原因，許多人進而開始懷疑中國選擇的道路是不是正確，甚至産生了失敗主義情緒，發展到後來就變成了全盤自我否定，到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自信更是降到了谷底。一時間，誰把經濟從公有、計劃搞成私有化、市場化，誰就是改革家，誰在娛樂消費方式上突破大一點，誰就是勇於開拓，敢於開放。結果被解放出來都是私欲、物欲文化，個人主義、情愛、情慾至上，一時間，大眾文化中除了情愛、低俗，就沒有什麼內容了。而宣揚道德奉獻反倒被認為是虛偽的，反而遭到人們的嘲笑。原始的私欲、物欲、情慾文化成了新思維、新觀念，甚至在事實上成了一種主流文化。

　　那麼，如何才能重建我們的文化自信呢？今年年初，《紅旗文稿》上發表了署名“雲杉”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強——對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一文，其中關於如何重建文化自信的問題，雲杉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忘本來”，“吸收外來”，“著眼將來”等三大路徑，可謂高屋建瓴、氣勢如虹，的確，文化自信的重建，必須建立這樣一種大格局的基礎之上，才可能是穩固的。

　　以筆者的理解，雲杉提出的重建文化自信的三大路徑，其分量是不完全相同的。其中“不忘本來”應該是基礎當中的基礎，因為它回答了“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又將去向何方？”等至關重要的問題，只有解決了“本來”，才能談得上正確地“吸收外來”，正確地“著眼將來”等問題。

　　在如何“不忘本來”的問題上，民間學者也有很多思考，比如著名的文化學者甘陽先生，就曾經提出過“通三統”的主張，他認為，在當代中國，存在三種文化傳統，“一個是改革開放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基本上是以‘市場’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包括很多為我們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權利等等。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我們今天已經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從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表現得非常強勁”，“最後，當然就是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傳統”。甘陽認為，未來“必然要同時承認上述三種傳統各自的正當性，並逐漸形成三種傳統相互制約而又相互補充的格局”，即“通三統”。

　　在筆者看來，重建中國的文化自信，最關鍵的一環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壟斷，因為如果我們始終把西方作為唯一正確的參照係，則中國就永遠是一個需要被改造的客體，中國的文化自信就永遠無法建立起來。只有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參照係，提出中國自己的“普世價值”，中國的文化自信才能夠建立起來。

　　從根本上説，只有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才能實現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而只有實現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文化自信才能更加鞏固，不可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