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一次次重復上演。美國國內經濟復蘇遙遙無期，人民幣匯率再次成為美國轉嫁國內危機和矛盾的工具。經濟繁榮的時候，美國“用別國的錢致自己的富”；經濟蕭條的時候，美國“用別國的錢分散自己的風險”。

　　美元的全球經濟循環依賴於兩個途徑：一是貿易赤字方向貿易盈餘方進行貿易貨款的支付帶來經常賬戶的資金流動；二是貿易盈餘方將積累的外匯資産重新投資于貿易赤字國的金融資産帶來金融賬戶的資本流動。這兩者形成了完整的經濟循環。而依託這兩個循環，美國不斷地向全球徵收“美元霸權稅”，對人民幣徵稅只是“美元霸權稅”的一部分。

　　首先，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徵收鑄幣稅。在美元貨幣霸權語境中，鑄幣稅是個核心概念。美國通過發行紙幣來購買外國商品和服務，可以低息運用外國中央銀行的儲備資産，即使境外貨幣資本回流國內形成通貨膨脹和經濟泡沫，美國也可以通過輸出貨幣資本轉嫁經濟泡沫，這正是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景況。

　　另外，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可以為債務進行外部融資，使債務經濟能夠得到國際循環。進入21世紀以來，海外持有的美國債券規模和所佔比重逐年增加，債券發行量佔世界的32%。2003-2009年期間，美國外債率分別為62.3%、70.4%、75.0%、83.6%、95.4%、95.2%和95.9%，2009年與2003年相比提高了33.6個百分點，目前，美國海外總債務飆升至14.5萬億美元。

　　不僅如此，美國還利用美元貨幣的“估值效應”，通過債務貨幣化或變相貶值增加國民財富。一方面，作為貨幣發行國，美國可以通過增發貨幣以履行對外償付義務或稀釋對外債務負擔，即通過儲備貨幣貶值變相違約其外債償付義務。僅2002-2006年，美國對外債務消失額累計達3.58萬億美元。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兩輪量化寬鬆的本質就是債務貨幣化，美聯儲用天量國債購買計劃來支撐全球流動性戰略，其背後是加速全球財富的轉移和再分配。全球2009年外匯儲備是全球GDP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資産，也就是5萬多億美元。2009年，國外持有美國的資産總額，不包括金融衍生産品，已經達到當年美國名義GDP的1.25倍。美元貶值將使儲備財富大幅減值，購買力嚴重縮水。

　　其次，美元作為計價貨幣向全球徵收通脹稅。當前全球三分之一發展中國家通脹和經濟過熱，三分之二發達國家經濟趨冷或還處於經濟蕭條陰影中。新興經濟體以量化緊縮對抗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造成貨幣政策的失衡。不平衡的貨幣政策，不僅使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國際購買力與國內購買力背離，面臨“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窘境，也加劇了全球貿易的不平衡，進而又進一步加大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特別是日益嚴重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對新興經濟體的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成本影響更為巨大，無異於徵收通脹稅。

　　再次，美元作為投資貨幣徵收資本利得稅。隨著美國去工業化的日益深入和經常項目賬戶逆差的日益擴大，美國的經濟增長動力日益從生産和貿易轉移到金融經濟的增長上，美國通過對外大量進行長期投資獲取巨大經濟利益。美國對外資産與負債的收益較大，而且各項風險值相差也很大，這表明美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風險資産，而對外債務仍然主要集中於安全性較好的低收益資産。美國依託于美元這一國際中心貨幣和全球金融分工的戰略優勢獲得了全球化財富分配中的最大收益，資本利得成為美國獲取全球剩餘價值的最大渠道。

　　第四，美元作為結算貨幣徵收貿易稅。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制由三個支柱構成，即匯率的決定機制、國際流動性的供給機制和經常收支失衡的調整機制。美國在控制了匯率的決定權和國際流動性的供給權的同時，將矛頭指向國際貿易收支失衡。因此，美國要重訂“經常收支的調整方式”，借用美元霸權將“美元本位制”演變為“美國本位制”，美元週期將進一步決定全球經濟週期。全球經濟已經嚴重脫軌，美國打著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幌子，將中美匯率問題不斷升級。早在去年首爾G20峰會上美國就拋出“量化全球經濟平衡的操作方案”，對中國、德國等貿易盈餘國進行設限，並希望通過各國貨幣兌美元升值實現徵收貿易稅的目的。

　　最後，美元“霸權稅”還包括危機轉嫁稅。當前全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脫節日趨嚴重，現在製造業中心已逐步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國家，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體系比較脆弱，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進行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産風險不可避免。眼下，為吸引美元資本回流，美聯儲通過賣短買長的“扭轉操作”，製造人為的“美元短缺”假象，短期美元需求驟增導致美元快速大幅升值。在強勢美元確立的情況下，高收益貨幣以及非美貨幣大幅走低，巴西、韓國等新興經濟體貨幣跌幅巨大，資金從新興市場撤出導致資本財富損失嚴重。因此，無數的事實證明，恰恰是美國在全球經濟失衡中利用“美元霸權稅”獲取了最大的利益分配。

□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 張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