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找茬”，是為了有朝一日沒茬可找，只要充分善待，自信面對，公共事務就能通過漸進的改良，得到提升與優化

       最近一些焦點新聞，共同的邏輯起點是民眾對公共事務近乎“敏感”的關心：在北京，市民對於方便大家出行的“一卡通”會不會導致個人隱私洩露有所懷疑——儘管“輸入卡號查詢用戶位置”並沒有包括實名的信息；在深圳，市民對於地鐵站安檢機會不會造成輻射泄漏有所懷疑——儘管X光線行李安檢機造成的輻射泄漏、空氣中臭氧濃度提高“兩者數值並不高”，有可能“達到豁免水平”。(10月11日《京華時報》)

       不管是將偶遇的“疑似公車私用”拍圖上網進行監督，還是將對出行的安全憂慮付諸公眾議題，哪怕最後證明民眾的憂慮是“小題大做”，是“虛驚一場”，我們都有理由給予關注與掌聲。因為如果心態對頭，處理得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結果一定是使公共服務得到大大優化，而不會惡化。

       而綜觀當下，很多善意的質疑、“找茬”，經常並不能夠有效地助推公共服務的優化，甚至會形成頂牛態勢陷入僵局，根本原因在於“監督與被監督”雙方難以秉持善意、節制的心態。監督方有時會簡單地貼標簽定性，把一個有待改進的問題渲染成公權力的傲慢與偏見；被監督方有時會繞開問題簡單地遮醜辯駁——都“用力過猛”，偏離“公共服務優化”的靶心，最後雞同鴨講，各説各話。具體而言，有以下三重障礙。

       第一重：“公民找茬”有時候咄咄逼人，甚至在缺少事實證據之前，以受害者心理將事情定性為最惡劣的程度，監督“用力過猛”。這些話或許有人不愛聽，“公民監督是不受譴責的”，“大家有權利往最壞處想”，這都沒有錯，但從監督效果而言，最有效的監督一定是有事實的支撐、有智力的辨析、有綜合的判斷，甚至包括設身處地地換位思考之後的克制，這樣被監督者才更容易承受、從而接受，變消極躲閃為積極配合改進。事情一齣就扯到“黑幕腐敗”“傲慢與偏見”，被監督者顯然更容易“聞風而逃”。

       第二重：一些部門對公民的疑慮、質疑本能地反感排斥，這也是無法形成良性互動的關鍵所在。被質疑後，要麼夾著尾巴躲起來，任由你們評説；要麼被迫面對公眾，卻“顧左右而言他”，甚至連自己大名都不敢報上；要麼是喋喋不休地強調自己的委屈、不易，卻對民眾憂慮內容的改進缺乏誠意。地鐵管理反思的結果是“一線員工普遍收入低、遭挖角、工作壓力大人員流失嚴重”，問題或許不假，但沒搞清楚輿論焦點，把握準最需要反省的地方，結果就顯得沒有誠意，難免口水一通，問題還是那些問題，公共服務喪失了優化的最佳機會。

       第三重：事件“善後”是哪疼醫哪，而未能舉一反三。這順延了第二點，也更為關鍵。我們當下遭遇到的很多困頓，不是孤立存在的，多糾正一些個案誠然很有意義，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註定會舊病不除新病又起。比如説北京的一卡通或許將要優化，但據説這種查詢是各城市“慣例”，其他城市優化的動力有沒有?比如深圳安檢機是因為有市民揪住不放，其他城市其他場所的安檢機，是不是有人揪著不放?我們的體制之力不能陷入“打一鞭子動一下”的窘境，自我革新、自我改進的制度要求和內力派生，是繞不過去的命題。

       但社會進步仍然需要具體的支點來撬動——公民更加關注自己的生存空間，更加敏感地觸摸身邊的生活質量，“愛生活”正成為這個支點的邏輯起點。公民“找茬”，是為了有朝一日沒茬可找，只要充分善待，自信面對，一同跨越這三重門檻，我們的公共事務就有可能通過漸進的改良，得到提升與優化，這也是社會管理創新的應有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