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職生長期“頂崗實習”、充當廉價勞動力這種情況得不到有效遏制,中職教育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將更加低下

    小余初中畢業進入職校,入學第6天即從學校所在地貴州貴陽遠赴廣東東莞“頂崗實習”,在一家電子廠流水線上一幹就是7個月。第一個月拿了100元,第二三個月各150元,第四個月200元,第五個月180元,第六個月330元,最後一個月200元——7個月總共收入1310元。這樣的“頂崗實習”,幾乎佔據了她3年學習生涯的大半。那段時間,她自稱“學生工”,第一次被學校組織去打工時她年僅17歲。一週前,她和其他68名“學生工”一起委託律師,為那段“不明不白”的3年時光“討公道”。(9月25日《中國青年報》)

    現實之中,頂崗實習從學生一進校就安排的並不鮮見,針對這種現象,2007年10月,教育部曾印發《關於禁止學校非法組織和介紹未成年學生外出務工的通知》,明確規定中職一年級學生不得安排頂崗實習。如果媒體報道查證屬實,上述學生被派出“頂崗實習”之際,正是教育部下發通知之時。可見,一些地方、學校根本沒把禁令當回事。

    我國政府在發展中職教育方面可謂不遺餘力,推出了中職國家助學金制度等一系列優惠政策,以吸引初中畢業生選擇中職,目前,中職教育規模已經達到在校生2238.50萬人,佔高中階段教育在校生總數的47.78%。如何給這些學生確保質量(還並非高質量)的中職教育,不但關係到這些中職學生的切身利益,還關係到我國中職教育的健康發展,以及整體教育戰略發展。近年來接連曝出的中職“學生工”事件——今年初,有媒體報道,廣州市一家規模較大的世界500強企業的子公司,使用實習生多達1200多名,人數竟超過了正式員工。實習生每月高負荷加班上百個小時。據調查,一些企業在用工短缺時大量濫用實習生的情況並非罕見——令本來就處於相對低端地位的職業教育,雪上加霜。如果中職生長期“頂崗實習”、充當廉價勞動力這種情況,得不到有效遏制,中職教育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將更加低下,而由於其本身教育的“空心化”,發展前景堪。

    中職廉價“學生工”的出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一些中職辦學者,辦學的宗旨,就並非出於教育,而是看中了這背後的利益,除了可享有國家有關優惠政策之外,還可利用各地的“用工荒”“民工荒”,把中職學生作為勞動力輸出,從中牟利,這就把“中職學校”變成了“中職勞務輸出基地”了。

    其二,一些地方重視中職規模,而非中職辦學質量,近年來發展中職作為一項政府主導工程,是納入政績考察的,因此,一些中職學校的師資嚴重不足,只能採取實習再實習的方式進行“教學”,另外,只要能招到學生,儘快擴大規模,一些地方甚至對中職校的違規做法不聞不問。

    其三,一些地方不但不制止違規辦學,還從經濟利益因素出發參與中職實習運作。

    對於中職頂崗實習的亂象,必須嚴加治理,否則,國家多年苦心經營的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戰略,將受到沉重打擊——越來越多的家長,會擔心自己的孩子,進入這些學校之後,根本接受不到任何的教育,而被作為廉價勞動力使用,現在一些地方已出現家長對中職的“恐懼”。而每年幾百萬中職學生畢業走向社會,如果他們在3年中職中,從事的就是簡單的農民工勞動,沒有學到任何知識和技能,這怎能成為新一代的産業技術工人,為我國産業結構調整,成為製造強國,提供支撐呢?

    為此,需要重新審視中職教育發展思路,同時明晰政府和學校的不同責任。首先,發展中職不可急功近利,如果僅僅追求規模,且把規模作為政績,就會嚴重誤導中職發展的方向,催生各地的招生和管理亂象,這反而會快速降低中職的品質。這需要有關方面調研中職發展中的問題,採取切實對策。其次,要改革管理制度,推進教育的管評辦分離,政府部門將承擔公辦中職教育舉辦者的投入責任(民辦中職校的補貼責任),以及所有中職學校辦學的監管責任,而學校的具體辦學,則由中職學校負責。再次,加大對中職監管失職的問責,對中職違規招生、違規組織學生實習,這必須追究責任,保護學生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