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

　　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公佈半個多月以來，各界紛紛建言獻策（《人民日報》近期報道）。這種氛圍體現了時代進步。

　　針對沉默權未能寫入“草案”，全程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正工作的陳光中教授透露，“實務部門都反對”。理由在於，“規定沉默權不太符合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規定沉默權不利於查明事實真相。”

　　早在15年前刑事訴訟法大修時，圍繞沉默權是否應入法就有一場激烈的爭議。只不過，爭議僅發生在有幸參與修法的一些法學家與實務部門代表之間。而今時已非同往日，閉門立法已不合時宜，立法博弈時代悄然到來。立法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現在，立法博弈程序與民眾日益增長的參與立法需求存在較大距離，媒體就成了立法博弈的前沿陣地。

　　不難看出，最近不管是從網絡輿情還是從平面媒體上觀察，支持沉默權入法的聲音佔了絕對優勢。尤其是律師界反應強烈，撰文為沉默權的入法鼓與呼。一些學者也紛紛唱和，認為沉默權入法並不超前。

　　而對沉默權入法持反對意見的實務部門，似乎並未在媒體或網絡上公開表述過自己的觀點。我們至今仍只能透過參與立法者的介紹，才間接知道了實務部門的態度。

　　實務部門的沉默，折射了立法博弈平臺的微妙差異。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刑訴法修正（草案），較之以前的閉門立法，已是一大進步。但進一步説，這種開門吸納民意，仍停留在立法機關單方徵求民意上。博弈的利益各方缺乏一個共同平臺，立法辯論程序更是付之闕如。這就形成了今天的奇特場景：實務部門仍在透過系統內的渠道發揮立法影響力，民眾卻更多透過傳媒喊話。一個立足於案件偵破，一個立足於理念接軌。你説你的，我説我的，互不爭論，互不回應，也沒有交集。

　　這種奇特的“立法博弈”之下，有可能出現法律條文間的邏輯斷裂。當立法機關受到實務部門的影響時，既有條款可能得以保留；當立法機關積極回應民意呼聲時，新條款也可能得到認可並寫入。比如，草案一方面規定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另一方面又堅持了現有規定“嫌犯應如實回答”。“如實回答”也就表明了嫌疑人並無沉默權，一旦如實回答又可能成為事實上的“自證其罪”。

　　解決這種矛盾，首在立法機關正確認識誰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實務部門是立法博弈的相關方之一，但並不是立法的主體。刑事訴訟法是基於多數民意的限權之法。實現了這一點，才合乎立法的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