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湯嘉琛

　　9月15日至17日晚，浙江海寧市袁花鎮發生群體性事件：數百群眾因浙江晶科能源公司涉嫌污染環境而聚集，部分人員用磚頭和石塊襲擊維護秩序的民警，停放在現場附近的8輛民用車和4輛警車被推翻。海寧市環保局已依法對涉事的浙江晶科能源公司開出一張47萬元的罰單，並勒令該企業對生産廢氣廢水的工序實施停産整治；另有消息稱，海寧市公安局已對20名違法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

　　這起發生在海寧的群體性事件，無論最初的導火線，參與者的行為，抑或相關部門最終的處理結果，都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遵循的也都是一般群體性事件的行為邏輯：污染企業導致河內出現大量死魚，網帖散佈當地有30多位村民因污染集體患癌的傳聞，群眾被恐慌情緒裹挾而走上街頭，公安部門調派人手參與現場維穩，職能部門出面善後。

　　群眾與污染企業的糾紛最終升格為群體性事件，恰如其分地印證了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最近發佈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包括污染糾紛在內的9類糾紛最容易引發社會矛盾，並可能轉化為社會風險。因此，儘管這起普通的群體性事件已基本得到化解，我們仍應仔細反思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從中吸取化解類似風險的經驗。

　　從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來看，表明的原因是“30多位村民因污染集體致癌”的傳聞，然而，如果從更深的層次加以分析，當地民眾之所以會在網上傳播和討論一些未經證實的信息，恰恰説明民眾與職能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

　　與生活中的其他威脅相比，環境污染直接關係到一定區域內民眾的日常生活，其輻射半徑和影響範圍都比較廣，但公眾的疑慮並不能被當地職能部門的權威信息所消除，致癌傳聞也遲遲得不到衛生部門的辟謠。出於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在政府部門失語和缺位的背景下，當地民眾非常樂意參與到主動發掘真相的行動當中。

　　從民眾表達訴求的方式選擇上看，那些參與群體性事件的民眾，寧願冒著被污為“不明真相的群眾”的風險，也不願通過更加理性和合法的途徑去表達訴求和尋求解決之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對訴諸司法的不信任情緒。

　　事實上，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了一套應對污染糾紛的規章制度，污染企業和當地百姓的衝突，完全可以避免現在這種相對極端的形式，轉而在法律框架之內得到妥善解決。但是，以往的諸多環境糾紛案例都給大家形成了刻板印象，認為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門總會習慣性地偏袒自己的“財神爺”，而不是為民做主。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傾向於認為，訴諸司法還不如把事情搞大，因為社會和媒體的關注，進而倒逼職能部門作出回應和採取措施。

　　從這起糾紛的處理結果來看，儘管有關部門表示對污染企業“零容忍”，但公眾對最終的處理結果可能並不買賬。對浙江晶科能源公司這個僅第二季度營業總額就已高達23億元的上市企業來説，區區一張47萬元的罰單與撓癢癢何異？

  這種應對污染糾紛的方式，此前已經發生多起：前不久，哈藥集團總廠被曝連續近10年對周邊環境産生水、陸、空全方位污染，最終也僅領取了一張123萬元的罰單；2005年11月，我國發生震驚世界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國家環保總局最終也只對涉事企業開出了100萬元的罰單。類似事件不勝枚舉，甚至有輿論批評監管部門存在“罰款創收”的現象，有“養育執法”的嫌疑。

　　9月1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大連考察安全生産和環境保護問題時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産和環境保護監督管理，創造條件讓民眾參與對企業安全和環保的監督。溫總理在這裡所説的“創造條件”，應該有比較豐富的內涵，既包括創造順暢的訴求反映機制，也包括創造糾紛雙方理性溝通的機制，還應包括創造必要的以嚴苛手段懲治污染企業的法律機制。正是因為缺乏這些“條件”，海寧群體性事件才會發生，這正是值得各地政府部門在應對污染糾紛過程中保持警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