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

　　由於已經實行七個月的房産稅對重慶房地産市場影響有限，因此有關部門權威人士透露，重慶正醞釀調整房産稅改革方案，很可能會考慮擴大徵收範圍，即將需要徵稅的高檔住房的認定範圍擴大。(《經濟參考報》9月7日)

　　房産稅，曾經被當作房地産市場調控中的一個“重武器”，而被寄予很大期望。按照某些專家的説法，它可以有效地遏制活躍于房地産市場的投機勢力，當那些擁有太多的非居住型商品房的投機者，需要付出過高的稅收時，囤積房産便成為一種不合經濟理性的行為。因此，他們只能把自己手中的房産拋售到市場上，從而可以改變買賣力量的對比，拉低房價。正是在這樣一種思路之下，徵收房産稅借著房地産市場調控的東風，同時在重慶和上海這兩個公認房價偏高的城市先行推出。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無論是重慶還是上海，房産稅的徵收雖然已歷時半年，但房價卻不見有效下降。面對此種情況，有分析人士將其歸結于開徵的範圍過小，未能觸到投機者的痛處。他們囤積住房，等待調控風頭過去後房價上升，以時間成本換取盈利空間。針對這種情況，如果進一步擴大房産稅徵收範圍，就會打破投機者的這種幻想，使目前固化的房價向下鬆動。

　　但是，期望以擴大房産稅徵收範圍來降低房價，實際上很難達成目的。在我國一些房價偏高的城市，地方政府在市場中收取的各項稅費，已經佔很大的一塊。比如，商品房用地通過“招拍挂”的途徑，讓地方政府輕而易舉地掘得“第一桶金”。在商品房的建造、出售過程中，無論是房地産開發商還是商品房購買者，都需要面對繁多的稅收，以及稅收之外的各種費用。但是，這些稅費的出現，都沒能阻擋投機性購房，反而成為房價走高的一個重要推手。房産稅的出現，只是加大了投機者的成本，只要市場供不應求的總體狀況不改變，投機者就可以成功地將稅收成本轉嫁給接盤者。因此，房産稅的出現只能推高房價，而非拉低房價。

　　其實，擴大房産稅徵收範圍，雖然打出的旗號是降低房價，結果卻是增加了政府在房地産市場上的收益。房地産市場調控以來，由於銀行收緊了對開發商的資金支持，使地方政府難以像前幾年那樣，通過頻繁的土地“招拍挂”來保證“土地財政”。今年前8個月，儘管土地成交面積相較去年並未出現大幅度下降，但我國主要城市的土地成交金額，均出現大滑坡，不足去年全年一半。從今年前8個月京滬廣深以及其他7個重點城市的土地出讓金收入情況來看，11個城市中的大半，都較去年出現了明顯下降，其中跌幅最多的達4成。顯然，如果房産稅的徵收能夠大範圍擴充，地方政府就能以此為手段，彌補其在土地收益上的損失，保證“土地財政”以另一種形式繼續盤踞在房地産市場。

　　房地産市場調控開展一年多來，無論是開發商還是非居住型房屋的購買者，都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唯有高房價的最重要推手——地方政府的利益仍然未能真正觸動，甚至通過限購、擴大稅收等途徑，進一步擴大了其在市場中的影響力和實際利益。從市場目前所處的僵持狀態來看，督促地方政府割捨其在市場中的利益追求，調控才能取得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