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衛東生前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急診科主任。知情者透露，自殺前一天，他因牽涉“依達拉奉”藥品回扣案被調查組約去談話。該案並不是近年來浙江醫藥界唯一一起“回扣門”事件2010年11月，“泰瑞醫療”回扣事件曝光；今年6月8日，溫州兩家醫院又有100多名醫生涉及回扣醜聞。（8月31日《廣州日報》）

    醫藥“回扣”由來已久，它猶如鴉片一樣，醫護人員稍微一吃就成癮難戒。正因如此，“回扣門”現象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接連上演，已成為醫療行業普遍性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重華曾算過一筆“回扣”賬：除普藥外，藥品的回扣按醫藥行業的潛規則，是藥品零售價的20％－25％，即使按15％計算，全國一年也達450億元之多。更為嚴重的是，現在人們所了解到的臺面上的“回扣”或許只是“冰山一角”，一些醫生收受回扣的方式千奇百怪、不斷升級換代，隱藏性很高且難以查證。

    一面是醫生收受回扣現象氾濫成災，另一面卻是法律的孱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醫生收取“回扣”處罰的依據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對醫生的回扣行為只能通過行政手段予以處罰，而處罰的力度最重也只是吊銷醫生執業證書。違法成本低廉致使一部分醫生有恃無恐、變本加厲。

    2008年11月，兩高院終於給醫生“吃回扣”法律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佈的《關於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醫療機構中的醫務人員，利用開處方的職務便利，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醫藥産品銷售方財物，為醫藥産品銷售方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

    然而，三年過去了，這個被社會各界普通認為是治療“回扣”特效藥的法律並未收到顯著效果，醫生“吃回扣”現象仍然猖獗不止。究其原因，在於既有法律的精準度不夠。譬如，《意見》中提出了“數額較大”這一幾乎涉及我國所有經濟法律的習慣性詞彙。但這個數額較大是多大呢？適用的是《經濟合同法》、《刑法》、《招投標法》還是其他？“較大”是指的5000元還是5萬元？這些問號，在《意見》中，我們都找不到答案。還有，同樣收受回扣，不同的數量、不同的後果代表著不同的量刑，但如何量刑、依據什麼標準來量刑，在《意見》中也找不到答案。諸如此類的模糊性概念大大削弱了法律的威懾力。

    因此，國家有關部門應給醫生“吃回扣”行為用精準的法律定性，以便儘快拉上“回扣門”。當然，除此之外，我們還應從醫療體制著手，一方面要打破醫療壟斷，形成醫院間競爭態勢；另一方面還要解決“以藥養醫”的問題。假設做到了醫藥分家，醫生跟藥沒有了直接聯絡，藥品“回扣”才能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