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民主權利，既是公民行使監督權的一種具體形式，也是公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打擊違法犯罪的重要方式。近年來，舉報的範疇不斷擴大，作用日益加強，社會效應也廣泛延伸。近日，正是因為民間文保人士曾一智的實名舉報，才揭開了“劉老根會館”涉嫌破壞文物的冰山一角。

　　可是，舉報人曾一智近來有些心神不安，主動找到媒體希望報道，“是因為我發現自己的信息被透露給了被舉報人”，“如果不通過媒體報道此事，一是無法對破壞文物的事情進行制止，二是我的人身安全無法得到保障。”曾一智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此前因為保護文物，她在拆遷現場被毆打過兩次，相機被搶過三次，恐嚇信、恐嚇電話、被跟蹤就更多了。

　　有類似經歷的舉報者並非曾一智一人。現實中，舉報，成為一種高危行為。這不僅影響了公民舉報的積極性，制約了舉報權的行使，而且阻礙了國家事務的順利進行和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

　　剝開表象我們發現，其實質在於我國目前舉報人保護制度的軟弱。這種軟弱，一方面表現在沒有專門的舉報人保護法和專門的保護機構。雖然保護舉報人的規定散見於各類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中，但“龍多不治水”，在實踐中，這些法律法規缺少具體的可操作性，容易導致職責不清，“保護”“登空”；另一方面，則表現在對泄密者和打擊報復者的懲治缺乏威懾力。尤其是對泄密者，《信訪條例》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將信訪人的檢舉、揭發材料及有關情況透露或者轉給被檢舉、揭發的人員或者單位。違者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可以看出，這項規定相當的“溫柔”。而舉報人遭受到打擊報復的嚴重後果，很多與被舉報受理機關“出賣”脫不開干系。如果被舉報人根本就不知道舉報人是誰，何來的打擊報復？所以，“泄密者”在舉報人被打擊報復案件中，是一個“關鍵詞”。

　　彌補我們立法領域的明顯缺陷和疏漏，建立完善的舉報人保護制度，有很多成熟的國外制度可以借鑒。香港特區的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貪污舉報，由於實行嚴格“單線聯絡”制度，至今沒有舉報者因資料外泄而遭報復。美國“水門事件”中的關鍵線人“深喉”，直到2005年當事人臨終前自己説出真相，才最終揭開謎底。這也得力於美國舉報人保護法律。

　　保護舉報人就是保護“社會的良心”。回到“劉老根會館”事件，舉報人曾一智兩次舉報，隨後均接到被舉報人電話，稱要“溝通”，明眼人可知，這多半是有“內鬼”作祟。我們不禁要問：誰是那個泄密的“內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