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社會已進入“全媒體時代”，信息渠道無所不在，報道觸角無孔不入，權力在“聚光燈”下運行日益成為一種常態。對此，不少幹部清醒地認識到，“批評是一種寶貴的支持”、“表揚和批評都是愛”。　　當然，也有一些人聞功則喜，聞過則怒，指責批評報道“影響穩定”，斷定是輿論監督“傷了事業”，抱怨“天下本無事，媒體來擾之”，把自己工作的過失推到傳媒身上。

　　應當承認，確實有少數媒體在點擊量、收視率、發行量的誤導下，炮製“紙餡包子”，謠傳“屍油煮粉”，持論聳人聽聞，造成不良社會影響。這些做法無疑罔顧媒體責任，損傷了社會信心。但我們也不能以偏概全，由此否定媒體的正面作用、拒斥輿論的批評監督。許多事實已經證明，正常的輿論監督正是工作的推進器。

　　事實第一性，新聞第二性；問題在先，輿論在後。這是我們判斷媒體作用的科學視角。馬克思説過：報刊是公眾的捍衛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敏銳感知社會痛點、難點、焦點，真實還原問題的發展過程，這既是媒體的社會責任，更是履行胡錦濤總書記對媒體提出的“宣傳黨的主張、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社會職能的現實途徑。

　　近年來，在質疑聲中揭露“周老虎”真相、修復政府公信力，在反思“被精神病”現象中推動精神衛生立法，在持續追問中大力推動慈善組織的信息透明……這些案例，彰顯了媒體參與、輿論監督的巨大力量，也説明媒體的介入和有關方面的積極反應，有利於形成推動“善治”的合力。

　　由此看來，一些領導幹部慨嘆，“輿論監督也是正面報道”、“壞事變成了好事”，其實有兩層意思。從媒體作用看，直面熱點、反映問題，固然會帶來一時的難堪與被動，卻引起了療救的關注，創造了事態向好的方面發展的契機。從地方和部門作為看，媒體的“怎麼看”再痛切深刻，沒有相關部門“怎麼辦”的紮實接棒，問題矛盾依然不能破解。

　　于媒體而言，社會責任越大，就越要用好手中的話語權。一事當前，最需要客觀公正地分析問題，正確引導社會輿論，而不是情緒宣泄；攻堅克難，最難得的是建設性意見和思路，給人們帶來信心和希望，而不是輕率地懷疑一切。紛繁複雜之中，媒體理性是重要支點，這才能涵養社會理性、推動社會進步。

　　對治理者來説，更應認識到，媒體不是事件的起點，也不是事件的終點，而常常是“拐點”。明智而負責的治理者，不僅能主動適應全媒體背景下的監督環境，把接受監督作為一種政治素養；而且能善待、善用、善管媒體這一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和手段，由“問題”入手，實現善治。在雲南孟連，當地融化幹群堅冰，創造了群眾工作的“孟連經驗”；在湖南郴州，政府理順利益格局，變暴力強拆為和諧拆遷，無不見證了這種變化。

　　“一條微博、一段微視頻、一句流行語，都是微動力，都可能成為引起風暴的蝴蝶翅膀”。這“風暴”，到底是“過也，人皆見之”的噓聲，還是“更也，人皆仰之”的掌聲？贏得好評，當從善待“差評”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