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在規定律師會見權時，明確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享有不受監聽的權利，否則有權進行控告和申訴，從而折射出立法者對律師辯護權保護的精細。

    為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相關權利，正在審議的刑訴法修正案草案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為其提供法律服務，並且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等。

    構建現代律師辯護制度的核心，就是保護被追訴人的人權。從1996年刑訴法首次大修，到2007年新律師法問世，再到目前刑訴法有關條文的最新修改，保護律師辯護權乃至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漸成國人共識，並外化為擁有國家強制力保護的法律條文。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立法的匆匆腳步仍然趕不上現實的迷茫背影。即便是出臺不久的律師法，亦未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地位和身份，形成了一條備受質疑的當事人保護真空地帶；“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至今仍是影響律師執業的“三難”障礙；刑訴法第38條指向的“偽證罪”，更是一柄懸挂在刑辯律師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致使刑事辯護率持續走低。

    值得肯定的是，正在審議的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對律師辯護權進行了再強化，從而彰顯出更耀眼的人權光芒。比如，規定當事人在偵查階段可以委託辯護人，將律師提供有效辯護的範圍，覆蓋到了全部訴訟環節，有利於消除長期杜而不絕的刑訊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權的積弊。這條草案如得到通過，意味著類似國外大片“米蘭達告誡”，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訊問時,有保持沉默和拒絕回答的權利的一幕，距離現實將不再遙遠。

    草案中對律師會見權以及調閱權的保護，力度也是從來未有。特別是草案在規定律師會見權時，明確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享有不受監聽的權利，否則有權進行控告和申訴，從而折射出立法者對律師辯護權保護的精細，對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言，不啻為一種實質性的訴訟福祉。

    當然，在這部草案中，對於律師辯護權的保護和強化，仍有諸多需要完善之處。倘若在調研審議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律師調查取證權，確立律師在場權、當事人沉默權等，這部萬眾矚目的基本法律將呈現出更豐富的人本色彩。(歐陽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