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24日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與現行法律相比，草案增加了一條規定：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可以強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8月24日中新網）

    這一條規定表明，法律不再強求“大義滅親”。於是乎，來自社會各界的評論呼嘯而出，不少人對“大義滅親”的價值理念進行了抨擊，認為不符合我國“親親相隱”的道德傳統，是背離人性的。也有人反對取消大義滅親，認為個人的私利還是要為社會共同利益（大義）讓步的。其實，大多數評論都混淆了“強求大義滅親”和“大義滅親”的概念。

    1979年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沿用了“大義滅親”式的法治理念。刑訴法48條更是規定：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義務作證。由此規定公民有絕對作證的義務，其中就包括疑犯的家屬，倘若選擇沉默，不對親人檢舉、揭發，自己也可能要遭遇牢獄之災。顯然，這種“強求大義滅親”有悖于倫理人情。

    基於此，一直以來，“強求大義滅親”也成了爭論的焦點。如今，刑事訴訟法修正不再“強求大義滅親”是對之前法律的一種修正，讓法律回歸人性。

    但是，法律規定不再“強求大義滅親”並非就是對“大義滅親”一棒子打死，從此擯棄之。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在案件審理中可以拒絕作證，其意是“可以拒絕”，但非“一定拒絕”。因此，“大義滅親”仍然可以提倡，簡單地説，“大義滅親”今後不再是義務，但依然是一種權利。

    其實，提倡“大義滅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春秋時衛國大夫石碏為幫助剛即位的衛桓公，設計除掉了莊公之子州吁，以及和州吁一起為非作歹的兒子石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而且，事實上，“大義滅親”不僅僅讓一些違法犯罪的人免於規避法律的懲罰，令正義之劍發揮其最大威力；也令一些人懸崖勒馬、改邪歸正。這也是為什麼一直以來“大義滅親”成為一個褒義詞的根本原因。

    因此，筆者認為，法律規定不再“強求大義滅親”，這確實是值得期待的，但同時，也不反對“大義滅親”，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還需提倡“大義滅親”，如此這般，法律才能更加充滿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