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刑事訴訟法在實施過程中，時常面臨被規避和架空的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刑事訴訟法中的許多規則缺乏明確的可操作性。

　　據新華社報道，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已經進入審議階段。24日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共99條，擬將刑事訴訟法從原來的225條增加到285條，修改補充的條文較多，修改的面較大。這是刑事訴訟法15年來的第二次大修，輿論非常關注，其中亮點與進步頗多，獲得了社會的正面評價。

　　刑事訴訟法系統性“大修”的機會難得，所以，當前尤其需要認真關注的問題是，如何才能確保再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得到有效的實施。

　　現行刑事訴訟法在實施過程中，時常面臨被規避和架空的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規則缺乏明確的可操作性。比如，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2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刑事案件，是全國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但是，對於何謂“全國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法律則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這既給司法操作帶來難題，也容易引起爭議。

　　再如，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控告。”然而，問題是，犯罪嫌疑人在刑事程序啟動之後，通常就喪失了人身自由，難以確保其能聘請律師。

　　在不存在“值班律師”制度的情況下，通常只能通過其近親屬來聘請律師。如果其壓根就沒有近親屬或者其近親屬不願意為其委託律師，或者近親屬也為其聘請了律師，但偵查人員卻以犯罪嫌疑人不願聘請律師為由拒絕其會見，律師又找哪個機構“給個説法”呢？在刑事訴訟法對這些問題沒有作出明確規範的情況下，就無法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

　　這次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規定，“除涉及國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案件外，律師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時不被監聽”。這項規定可以有效避免刑訴法和律師法的衝突，是一大進步，但如果不能解決確保犯罪嫌疑人及時聘請律師的問題，律師不被監聽的權利往往就沒有用武之地。

　　當然，這次刑訴法的大修，已經注意到了強化可操作性的問題。

　　比如，現行法第60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但對於何謂“發生社會危險性，有逮捕必要”，現行法並沒有具體的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對“必要性”判斷帶有極大的隨意性。在這個背景下，草案對“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原則規定進行了細化處理，確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但從立法技術上提高刑事訴訟法的可操作性，還有很長路要走。先不説刑事訴訟法是否應該被定位為“人權法”，即使把其當作純粹的“手續法”，也不能過於“粗放”。否則，既不能為執法者提供可操作性的標準，也無法避免程序規則被“合理濫用”乃至被“架空”。

　　所以，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應對現行法在實際操作中曾面臨爭議的問題逐一梳理修改，對可能引起爭議的問題，及時做出有針對性地完善，儘量把問題解決在修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