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記者獲悉，今年外交部將不會公開“三公”經費。對於不公開的原因，外交部給出的解釋是涉及國家秘密。截至8月9日，在98個中央部門中，只有外交部、國務院港澳辦和僑辦尚未公佈“三公”經費，其餘95個部門均已公開。（8月23日《新京報》）

　　“三公”註定是2011年公共治理中的熱詞。“熱”的意思不只是説公眾多麼關注，更重要的是“討價還價”得很熱乎。六月底大限一過，除科技部第一個響應國務院號召“曬三公”外，其他部委都爽約。中國向來有“法不責眾”的傳統，既然大家都爽約了，究責就基本成了浮雲。在這樣的背景下，細究“三公”的來龍去脈就讓位於“公開還是不公開”的辯白。

　　曬曬“三公”消費的意義，婦孺皆知；而個別部委不肯將“三公”數字“牽出來溜溜”的意思，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然而，從制度平臺上來説，你又不能説“不高興”、“不在乎”、“不情願”、“不大敢”，唯一的理由就是“情況特殊”。眼下的情況是，儘管拖拉遲滯、儘管玄機重重，儘管很多部門是“投自己的石、問別人的路”，但畢竟基本都晾出來了——這就好比老師説小朋友要用洗手液認真洗手，大家愛理不理、繼續玩兒得歡，最後隨便用抹布擦擦，你也覺得算是講衛生了——在“更低”的底線面前，“稍低”的底線往往容易顯得非常美好。

　　外交部的意思很明確，“三公”消費不能公佈，理由就是傳説中的“國家機密”。這是一個典型的哈姆雷特式難題：根據《預算法實施條例》，“三公”經費肯定要公開；但根據《保密法》，一些信息又不能公開。糾結的外交部選擇了捍衛國家利益，絕不公開。道理不複雜，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沿著這個思路，還是有幾個小問題值得與外交部商榷：一者，外交部“秘密”多或為事實，但並不代表國家其他部委沒有“國家秘密”，如果這個理由可以成為外交部拒絕“三公”消費公開的合理藉口，那麼，乖乖公開的其他部委情何以堪？二者，“三公消費”主要是吃了什麼飯、住了什麼館、開了什麼車，這裡固然有“絕密”的東西，但大多是些沒有秘密可言的內容，最簡單的問題是——難道相關部委的工作、365天人人事事都是“國家機密”？有沒有不是秘密的“秘密”趁機也偽裝起了自己？三者，從常識上説，我們的軍費開支不是秘密、維穩費用不是秘密，難道相關部委的所有活動比軍事開支還要“絕密”？公佈一組數據，且暫不關涉誰花的、咋花的，籠統地告知納稅人花了多少錢如何涉嫌“泄密”？

　　經濟學之父斯密認為，“廉價政府”應該是財政追求的最高目標，而厲行節約和量入為出原則則是達成這個目標的關鍵。就此而言，政府層面的共識已經達成——遠的《信息公開條例》不談，今年3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了“三公”經費須向社會公開的要求；今年5月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又指出，財政預算公開是政府信息公開的重要內容和公共財政的本質要求；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深化政務公開加強政務服務的意見》，提出各級行政機關要嚴格執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主動、及時、準確公開財政預算決算等領域的政府信息……當此語境下，以“國家秘密”推搪“三公”消費的公開，恐怕需要拿出更令人信服的邏輯。

　　公開“三公消費”是責任、而不是恩賜，是義務、而不是權利。公眾甚至可以寬容“三公”中的“歷史性問題”，但對於公開的第一步，如果輕佻的“國家秘密”就能煉就出逆勢而行的“黃馬甲”——明年的“公開”、或“公開”後的變革，會否在這四個大字的“啟發”下重歸語焉不詳或暗流洶湧？（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