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方

      孩子們手裏的窩頭被人拿走了，拿走窩頭的人説，吃麵包吧，麵包比窩頭好吃。這道理誰都懂，問題是，手中的窩頭不好吃，它至少實實在在可以解決一下溫飽，允諾的麵包到不了手，孩子們挨餓了到底有沒有人負責。

      這“窩頭”就是北京被關閉的24所農民工子弟學校，關停行動涉及3萬餘打工者子弟，關停的原因大都為“沒有辦學許可證、房産證，校舍為違法建築，存有安全隱患”。客觀説，校舍破落大都是打工子弟學校的現實場景，存在安全隱患也是無可避免的，至於要求每一所打工子弟學校都有“辦學許可證”這恐怕是更為奢侈的“夢想”。進一步坦率地講，打工子弟學校的創辦者也未必都懷揣著高尚的教育夢想，也有人借此“庸俗”地賺錢。可是為何大家對打工子弟學校都懷有感情？那是因為他們能吸納公立學校吸收不了的外來人口子女，他們能令早出晚歸的打工者們安心，他們可以讓孩子們在學校呆到晚上父母回家而不必再去吃“小飯桌”，他們雖然不一定能將這些孩子培養成才但可以讓孩子們在學校唸書念到可以出去工作的年齡。

      政府部門基於學生安全考慮關停農民工子弟學校，這些善意的出發點當然值得肯定。但是，任何善意的初衷都要考慮它執行操作中是否能達到“善”的效果。拆學校畢竟不同於拆其他建築，它關乎到3萬多孩子的求學命運。儘管在關停這些學校時，北京市教委有關負責人也表示拆遷打工子弟學校要堅持“三先三後”原則：先拆民居，後拆學校；先有學生分流工作方案，後組織實施；先分流安置好學生，後才允許拆校舍。但從媒體披露的情況來看，這些“原則”並沒有很好地解決學生的安置問題。

      比如，因“關停打工子弟學校”事件成為媒體關注熱點的紅星小學，現在已變成一片廢墟。根據分流結果，紅星小學和另一所被拆的打工子弟學校新希望小學的學生被安排到北京石油學院附屬小學北校區。然而就在學生家長高興之餘，他們卻發現北京石油學院附屬小學突的牌子突然加了兩個字，變成了北京石油學院附屬實驗小學，北京石油學院附屬小學的牌子挂到了“清河青少年活動中心”旁邊。也就是説，名義上他們被安置到附屬小學，但這個附屬小學已經不是原來那所學校，它只是個“活動中心”。

      紅星小學學生的安置結果也許只是一個縮影。家長們有理由擔心，過去公立學校都無法接收這麼多外來工子弟，突然之間怎麼可能就容納下了這麼多人呢？名義上這些學生都被安置到公立學校去了，而實際上極有可能他們只是被安置到了被“包裝”過的活動中心。教學設施能否跟得上？老師和教材的問題如何解決就能？上學路程變遠了怎麼辦？學校收費會不會高到家長無法承受的地步？基於現實情況的考慮，這些擔憂並不是憑空而起。

      回頭梳理北京關停打工子弟學校引發的這場風波，爭議的根源其實在於相關部門關停打工子弟學校之前，沒有預先為面臨失學的孩子做好安置工作。如果把麵包和窩頭統統擺在一起，那誰會去選擇窩頭而不是麵包呢？當窩頭被拿走而麵包還杳無蹤影時，饑餓的人沒意見才怪呢？媒體在關注“北京關停打工子弟學校”時，情不自禁地與上海做對比。近年來，上海也關閉了存在安全隱患、辦學條件不合格的100所農民工子女學校，但上海沒有像北京那樣遭到輿論眾口一辭的譴責，那是因為上海在關停農民工子弟學校前，就專門設立項目提早介入，讓一些比較專業的團體來做農民工子弟的適應工作。與上海循序漸進逐步關停的步驟相比，北京這次關停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動作顯然有些粗暴。

      拿走了窩頭並不可怕，關鍵是要人看到麵包的存在。非議聲中北京教委承諾“絕不讓一個孩子失學”，在被拆遷的學校廢墟上，這承諾多少給人一些溫暖的期待。給外來工子女一張安穩的求學課桌，這是政府必須要盡的責任和義務。多少年了，我們都沒再唱張楚的那首《光明大道》：青春含在你的眼睛 /幸福寫在我背上/ 儘管不能心花怒放 /嘿嘿嘿別沮喪 /就當我們只是去送葬 /挺起了胸膛向前走 /嘿嘿嘿別害臊 /前面是光明的大道。在孩子們還喜歡做夢的時候，至少，我們應該讓他看到希望所在吧。給他們一張安穩的課桌，安放他們做夢的童年，如此，他們有可能有我們希望看到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