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網站8月20日文章，原題：隨著歷史潮流逆轉，中國終將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　 今年夏天，我終於拜讀了中國語言文化領域的偉大學者季羨林所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書。書名是對他的觀點即文化與文明就像一條河流，向東流三十年，然後向西流三十年的總結。

　　這本書的主旨是，雖然自工業革命以來，一直是西方主導經濟潮流和文化思潮，但這一潮流現在正在逆轉。推而廣之，他告誡這一代盲目迷戀西方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不要忘記他們的中國文化之根。

　　此時，整個世界正全神貫注于西方衰落而東方崛起的可能性，而一位研究東方文化的偉大學者（西方對他知之甚少）的想法是尤為重要的。

　　季羨林認為，倘若拿河流來作比，中國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他認為，中國文化在歷史上曾兩次得到意義深遠的“注入”，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的注入，更近的一次是西方文化和技術的注入。而恢復青春活力，關鍵依賴的是文化間的有效翻譯。

　　季羨林認為文化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文明之間的一種動態的交流（或是説相互借鑒），儘管每種文化都保留了它原本就有的特點。

　　根據季羨林的理論，東西方知識傳統之間有一個關鍵差別：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西方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 “天人合一”這一中國經典思想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東方綜合思維模式把各個系統看作一個整體，認為萬事萬物都是普遍聯絡的，而西方分析思維模式正相反。

　　可持續發展是如何被納入東方思維框架的呢？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者有一種傾向，認為只有科技和經濟發展了，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季羨林的觀點與之相反，他認為，一種從整體著手的方法才是尋找可持續性的正路。季羨林使一個話題的辯論再度流行起來，即如何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框架內把環境的可持續性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

　　我們日益發現，當今的金融問題與世界的生態問題是密不可分的 這兩個問題都源於人類對有限資源的過度消耗，並且靠的都是寅吃卯糧。

　　然而，主流的經濟學在解決21世紀的問題時，仍然在使用財政和貨幣工具以及最早誕生於上世紀30年代的概念。

　　我們沒能看到，我們的全球經濟和生態是動態且互相依存的系統。最大的盲點一直是“人類通過科學征服自然”這種想當然的想法。中國當下有關沉迷于GDP的問題所進行的辯論，凸顯出把盲目追求經濟增長作為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辦法，最終導致的社會代價。

　　我們面臨的金融和生態危機是主流經濟觀點失敗的結果：我們在計算國民收入時，幾乎完全忽視自然資源損耗的成本，並對污染和其他外部因素估值過低。

　　必須樹立一種新樣板，而且必須在舊樣板的基礎上樹立新樣板。如此一來，不管河流是向東流還是向西流，當它們入海時，就會形成新的水域。

　　一種新樣板將由東方思維和西方思維結合生成。換言之，接受西方技術培訓的東方科學家不應忘記他們自身的價值體系。西方哲學家和生態學者越來越認識到，他們當前的樣板應當轉變為一種科更加完整和全面的世界觀。

　　我的印度朋友拉吉夫庫馬爾曾説過一番有見地的話：30年前，當中國開始進行市場改革時，只有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今天，在西方金融危機最深重的時刻，只有中國能夠救資本主義。這或許是一種詩意的誇大，但是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的崛起給全球地緣政治平衡提出了尚沒有答案的問題，也考問著中國發展模式是否在生態上可持續。

　　在我看來，季羨林為這場重要的哲學辯論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對他的思想的翻譯和解讀或許並不完全準確，但可以肯定的是，將他的這本書更多地翻譯成英文和其他語言，將有助於推動東西方之間的重要對話。（作者香港金融管理局前副總裁沈聯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