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精神疾患的犯人既是一名罪犯，也是一名病人，這種特殊的身份決定國家的刑罰追訴制度，既要體現對犯罪行為的追究，也要體現對精神權益的尊重。

　　因為認為刑滿釋放的兒子精神不正常，母親拒絕接收，看守所民警只好協同檢察院人員將李橋名送到家門口，敲開鄰居的門，錄像後離開，不料25歲的李橋名卻失蹤了。

　　就法理而言，我們似乎無需過多地責怪母親的私心，雖然她做出了有悖于大眾道德情感的選擇；相反，值得商榷的是執法人員的做法，在釋放者連多年的鄰居都不認識的情況下，未做出妥善安置就將其單獨留在門口，顯然有失職之嫌。

　　對於刑滿釋放者如何交接，相關法律規定並不明確，但作為執法者一方，對如果是服刑期內患有精神病的釋放者，其交接程序上就有一個法理上的附加義務，即應當將其安全交至監護人手裏。

　　雖然本案中刑滿釋放的李橋名是否是精神病人還有待鑒定，但其折射出來的有關精神病犯服刑的制度性弊病，卻值得我們省思。實踐中，一般有兩種需要服刑的精神病犯，一是犯罪時已是間歇性精神病或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二是在服刑期間發生精神疾病的，這兩種精神病犯除少數嚴重者保外就醫外，大部分仍被羈押。

　　目前我國對服刑的精神病犯缺乏針對性的制度設計，羈押場所沒有專門的精神病治療機構，相關醫療設施、技術都比較落後，對精神病犯發病後的控管、治療以及刑滿交接等都缺乏具體細緻的規定。這種刑罰執行現狀，不僅難以有效實現對精神病犯人的教育改造，甚至還會加重患者病情，或是傷害其他犯人的權利。

　　在本案中，無論是看守所管教還是政委，都不否認李橋名服刑期內有神志不清的狀況，只是按照他們説法“均在可控制範圍之內”。問題在於，這種“沒有達到住院治療的程度”究竟應該如何評判？根據現有監所的醫療條件，這種結論是否可信？更值得反思的是，對於一個有自閉症和人格障礙、僅與人發生口角致人輕傷的年輕犯人，既未取保候審又未保外就醫，現行立法過於嚴苛的標準，司法實踐中過於武斷的從嚴把握，很大程度上不僅不能實現刑罰的教育改造功能，反而導致該釋放犯不知所蹤。

　　有精神疾患的犯人既是一名罪犯，也是一名病人，這種特殊的身份決定國家的刑罰追訴制度，既要體現對犯罪行為的追究，也要體現對精神權益的尊重。尤其是在現代人心理問題叢生、精神疾病多發的背景下，制度的設計更應追求有益於心理康復的舒緩，以實現精神病犯改造與康復的“雙豐收”。

　　（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