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通過的《珠海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規定，在機動車道上兜售、乞討或者發送物品，以及機動車駕駛人向在機動車道上乞討的行人予以施捨均被禁止，《條例》生效後，無論是行乞者還是駕駛員都將面臨交警警告或50元罰款。（《廣州日報》7月27日）

　　毫無疑問，街頭行乞尤其是在機動車道上乞討，不僅影響城市觀瞻，還構成交通安全隱患。所以，禁止在機動車道上行乞，無可非議。不能否認，與很多城市勸導市民拒絕向馬路行乞者施捨的做法相比，珠海的“施捨罰款”顯然更直接更有效。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施捨是道義行為，在不適當的地方進行施捨，充其量是一種“不當施捨”，對此立法禁止且以罰代管，在法理依據上值得商榷。

　　是否對行乞者予以施捨、何時何地予以施捨、以什麼方式予以施捨，這是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出於對公共安全的考量，勸阻公民不要在機動車道上施捨，只要不帶有行政強制性，都是可行和可取的，因為這有助於推動公民權利的理性實施；但以立法的形式、以罰款的方式，對此加以“禁止”，在筆者看來，至少是不恰當的，有公權力過度介入道義領域、干預公民權利的嫌疑。

　　立法禁止不是萬能鑰匙，以罰代管本身就帶有懶政色彩。事實上，對在機動車道上進行施捨的危害性，多數人都擁有樸素直觀的認識，施捨者越來越少，即便有少數施捨也多是出於無奈，“是為了快點支開他們”。在這種背景下，倡導性的勸阻足以起到提醒的作用，接下來就需要各項城市管理職能發揮效力。不在管理上多做文章下工夫，反而將手伸向了施捨的市民，祭起了罰款的利器，這不是懶政是什麼？交警有開罰單的時間和精力，能勸阻和制止多少不良乞討行為呢？

　　從某種意義上説，社會對於弱者的同情和容忍程度，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論“對施捨罰款”是出於怎樣的良好初衷，但從長遠來看，直接影響著社會道義環境的成熟和成長——在法令和罰款的“威懾”下，“不施捨”很容易從局面蔓延向整體，導致社會基於道德層面自發形成的互助體系漸漸坍塌。

　　這不是什麼杞人憂天。終歸，道義的歸道義，法律的歸法律，法律制度對於道義領域輻射太深，其結果就是以冰冷的秩序倫理蠶食和取代人文道義倫理，實際上構成了對公共愛心的褻瀆和傷害。

　　秩序與道義原本可以並行不悖。秩序的出現，取決於公共管理的智慧和努力，而不是以傷害道義作為代價。連施捨都要罰款的管理是生硬的，其實比沒有惻隱之心的人更冷漠無情。這樣的秩序並不是我們所需要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