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海建

　　藝術誇張于生活，但有時生活比藝術更殘忍、更血腥。四川省雷波縣當地不法分子通過買賣容留智障人員將其帶到礦上打工，殺害後偽造成礦難，向礦主索要鉅額賠償金，記者調查發現在當地已形成産業鏈，5年作案逾20起。當地公安部門認為，當地險峻的地理環境以及濃厚的家族觀念以及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給打擊造成了難度。(7月27日新華網)

　　購買一名智障人員，將其帶到礦上打工，然後伺機殺害偽造礦難，再找人冒充其家屬向礦主索要鉅額賠償金——這是電影《盲井》裏的情節。導演李楊在拍完《盲井》之後，為這種道德混亂和人性迷失而焦慮揪心，認為“只有在貼近地獄的地方，才會形成這樣的精神世界和道德體系”。然而，近年來各地卻發生了數十起類似的“殺人騙賠”案件。殺人、騙賠、再殺人、再獲利……這不是偶一為之的喪心病狂，而是拿人命當豬仔屠戮的“産業鏈”。

　　當生活成為“盲井”的秀場，人心對法制的敬畏程度可見一斑。儘管這些年“殺人騙賠”事件屢見不鮮，但目前只能以非法拘禁罪或強迫勞動罪對相關人員進行處理，且由於智障人員表達能力不強、取證也很困難。正如當地司法部門坦言，“縣人民法院向上級法院發函請示，買賣、非法容留成年男性智障人員並讓其從事各種勞動的行為如何處理，但還沒有得到答覆。”

　　法律上的無力，自有制度去費神。但值得反思的是：司法救濟畢竟是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最後一根稻草”，嚴苛的懲戒機制即便能消滅千千萬萬的邪惡靈魂，但並不能遏制罪惡的産生。“盲井”現象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折射的不止是法制的淪喪，而是整個社會機制的潰壞。在“殺人騙賠”這個泯滅良知的“産業鏈”上：主演、導演、龍套……一乾人等既非權勢階層、也不是新貴群體，相反，他們是這個世界上較底層的人群。

　　社會學者孫立平先生在分析屢禁不絕的黑磚窯事件時，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底層墮落”概念。“我們經常説當社會在墮落時,造就了一批為富不仁的富人，而窮人還保持了勤勞、樸實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實並不是這樣，社會墮落的時候，窮人也會隨之而發生墮落，而他們墮落的過程甚至超過了整個社會的墮落。為什麼?因為他手裏沒有資源去抵禦這個墮落的過程。”當弱者在生存等底線問題上陷入絕望或窘境，其對弱者的禍害之心可能較權貴更為兇蠻殘忍。同類相傷，這在歷史上向來是最為驚悚的一筆。

　　誰讓《盲井》演成生活版“鴻篇巨制”?這個問題很複雜。當窮人以殺人為牟利手段時，社會的純良與質樸就成為浮雲一片。這是法律問題，更是道德命題——這一問題的背後，直指某些失衡與斷裂的社會結構。人命如草芥，是不是只在暗無天日的“盲井”?為追逐最大利益而不擇手段，是不是只在煤礦發生?制度法律不被信仰，是不是只有窮人是“刁民”?……中國的礦業是一個詭異的生態，制度最多、含血量最高。生命不休，“盲井”不已。黑的不只是煤，還有我們本該鮮紅的良心、以及滋養良心的種種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