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微博打拐”、貧困地區學童“免費午餐”等事件中，一批知名網友起到了重要的動員作用。目前，微博上粉絲過百萬的用戶超過300名。他們對網民的影響力不可低估。

    研究表明，美國微博客“推特”上，前幾年2萬名“精英”用戶，比例不到總用戶的0.05%，卻吸引了幾乎50%的注意力。中國的微博也有類似的情形。互聯網雖然降低了民眾表達的門檻，但少數知名網友的聲音，仍然引領著公眾的價值評判。在拆遷、上訪、事故災難等突發事件上，知名網友頻頻發聲，對政府造成了輿論壓力。

    早在上世紀40年代，美國傳播學者發現，大量的信息經某些活躍分子中轉或過濾，形成價值判斷，再傳遞給大眾。這些活躍分子就是傳播學意義上的“意見領袖”。互聯網的出現，極大地拓展了言論空間，從學界、媒體、文藝界和其他專業領域（如金融業、IT業）上網人群中，“意見領袖”批量産生，特別是在微博客上各顯其能。

    “意見領袖”群體的異軍突起，改變了過去由政府和官方媒體主導新聞宣傳和社會輿論的格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逐漸分化為不同的利益群體，利益表達和博弈走向透明化和規則化。這首先應值得肯定而不是憂心忡忡。中國互聯網上的“眾聲喧嘩”，其實標誌著社會生活的和諧度，也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駕馭複雜局面的氣度和自信。

    “意見領袖”有時能呼風喚雨，不是他們自己有什麼地位或特權，而是他們代表了相當數量擁躉的心聲。沒有民眾的意見，也無所謂“意見領袖”。因此，寬容和傾聽“意見領袖”，也是尊重民意，體察民瘼。當下社會轉型期，現實問題成堆，各種矛盾盤根錯節。“意見領袖”的批評質疑聲，恰恰説明廣大民眾對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熱切期待和堅決支持。

    另一方面，“意見領袖”放言立論不乏偏激。網上匿名發言、封閉交流的環境，負面情緒交叉感染，容易讓某些極端化的言論佔上風。“意見領袖”的勇氣和責任感，在彼此呼應和駁難中，有時會與剛愎自用、黨同伐異聯絡在一起。因此，一個健康的輿論生態，是勇於針砭時弊又富於建設性，對不同意見善於包容也善於批評。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扶正抑偏。

    微博客、BBS、博客等本是個人表達的媒介，但“意見領袖”由於公眾關注度很高，已然使這種“自媒體”升級為社會“公器”，具有公共服務性和社會共享性，議題設置和輿論放大效用明顯，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有可能掌握著“輿論核按鈕”。這種情勢下，“意見領袖”們不妨更謹慎地用好“拇指話語權”，不失語也不妄言，以法律、公序良俗和專業精神為邊界，勇敢而穩妥地為社會代言。近年來，在基層一些地方，社會矛盾有所激化，弱勢群體中有人趨於暴力表達。“意見領袖”致力於打撈“沉沒的聲音”，提請政府和全社會警醒，同時仍需堅定地維護有序政治參與，推動和平轉型。

    “意見領袖”大都有鮮明的個性，既然是溝通，就不可能期待他們百分之百的擁護，在這一點上政府要有容人之量，更不必一聽到反對和不理解、不體諒的聲音，就認為溝通無效，就惱羞成怒，關閉溝通的管道，轉而舉起蠻橫的權力武器，把“意見領袖”逼成“異見領袖”。史載胡耀邦在延安向毛澤東請教什麼是政治，毛主席大手一揮説：政治就是，把支持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要知道，互聯網上很多人，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可能形同陌路。每一次溝通都會在對方內心留下善意的種子，哪怕這種子一時還未破土而出，但也在成長，而不能粗暴地丟棄。

    廈門著名網友連岳曾和市民一道，質疑和批評PX化工項目；南京籍數百萬“粉絲”的網友黃健翔、孟非，今年初呼籲制止地鐵工程砍伐梧桐樹。兩地政府都聽到並吸納了他們和廣大市民的訴求。廈門組織二次環評和市民座談會，最後決定PX項目遷往漳州；南京緊急出臺《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古樹名木及行道大樹保護的意見》，規定原則上工程讓樹，確需移植需報市政府備案，移一棵補兩棵。一觸即發的官民對峙，在官民諒解中輕鬆化解。

    給不同網民群體，包括“意見領袖”言説與辯論的空間，就是給社會壓力多一條出口，給解決問題多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