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國土資源部、監察部召開2010年度土地礦産衛片執法檢查工作電視電話會議，通報處理了有關地方違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規的責任人員，並給予44名地方政府負責人、29名國土資源管理部門負責人紀律處分。(7月8日《新京報》)

　　“首次土地問責”向公眾傳遞出了一個信號，問責是動真格的，不再是“逗你玩”。

　　不過，仔細審視，這次問責也有諸多遺憾之處。

　　其一，就問責對象而言，涉及的地方官員大都是三、四線的城市，沒有京、滬、廣等一線城市的官員，也沒有出現省會城市。

　　其二，就問責程度而言，根據《違反土地管理規定行為處分辦法》，被問責的縣級以上政府主要負責人將受到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直至撤職的處分。而這次問責的結果最重的處罰為降級處分，大部分則為記過、記大過、警告等處分，還沒有出現撤職或開除的處分。顯然，這有點“罰酒三杯”的意味。

　　這種問責震懾作用有限，不僅違規事件中的當事人對處罰結果很“滿意”，其他盯著問責結果的地方政府恐怕也會松一口氣。在當前地方經濟發展對土地供應饑渴的背景下，這種問責難以收到當頭一棒的效果，不能不説這是“首次土地問責”留下的遺憾。

　　違法違規濫佔亂用耕地等現象的背後，是一條依附在土地之上的各種利益鏈條，即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對GDP政績的過度崇拜。然而在利益與風險之間，如何讓違法違規濫佔亂用耕地的風險成本，遠遠大於依附在土地之上的利益？這才是土地問責的根本意義所在。

　　因此，我們更願意把“首次土地問責”視為開始，接下來最需要做的是將土地問責真正納入制度化流程，通過明確考核來確立問責對象，讓整個問責過程滿足程序正義的要求，並且積極與司法問責進行接軌，誰有責就問誰的責，不是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也不是“罰酒三杯”。只有這樣，土地問責才會真正“問”出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