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莫讓拆遷糾紛落入叢林規則

　　據《法制日報》報道，湖南嶽陽市規劃、城管等部門聯合到一違章建築處執法拆違時，遭到當地泰和集團30多名頭戴鋼盔、身著防彈背心、手持盾牌和防暴警棍的“私家武裝”的暴力抗法。雙方對峙近兩個小時後，聯合執法的公權部門無功而返。

　　究竟是公權力違法拆遷，還是私權暴力抗法，自有裁判機關依據法律綜合證據來認定。從這一個案來看，它的象徵意味更在於，以往強弱分明的拆遷糾紛，變成了強強對抗。如果司法再不能有效介入拆遷糾紛，強強對抗的日益增多就將成為必然。

　　司法于定分止爭上的價值還在於它能化“鬥拳”為“鬥嘴”，以外在的、權威的、公正的裁判力量來消弭衝突雙方的糾紛。這一糾紛解決模式的有效，首在杜絕選擇性司法，使行為人對行為後果有較確定的預期。

　　在拆遷糾紛上，當事人對其行為還很難形成確定的預期。那些在徵收協議還未達成的情況下，就衝進被拆遷人房屋進行拆除的行為，只有極少數個案進入了刑事司法領域。綜合重慶、湖北、安徽等地的同類個案，非法的暴力拆遷通常涉嫌兩個罪名：故意毀壞財物罪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只是，這兩個罪名很難在暴力拆遷糾紛中被啟用。為何查“醉駕”轟轟烈烈，查“故意毀壞財物”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卻如此冷清？

　　從刑法上看，這兩個罪名均比“醉駕”行為觸犯的“危險駕駛罪”要重。我們對於近段時間以來各地打擊“醉駕”表示認可，更為因“醉駕入罪”而帶來的“不勸酒新風”感到慶倖。之所以越來越多的飯局上，大家都願意選擇不再勸酒，這是由於確定性的刑法給當事人帶來了守法的預期。而無確定性可言的“故意毀壞財物罪”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事實上已失去了它的預防和指引功能——或者司法實踐本身還起到了相反的指引功能。哪怕是非法暴力強拆，也沒事。這樣的現實下，暴力拆遷如何能經由幾紙通知或輿論的幾聲痛斥就終止？

　　違章建築的存在也是一樣的道理。違建與別的違法不同，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進行的。若發現違建就及時制止並處置，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強拆。非得“把豬養肥了再殺”，于雙方來言，都是一個負擔。當違建在長時間內被默認、被縱容，事實糾紛的暴力化也就埋下了種子。

　　護衛隊反拆遷，這在當下還屬罕見。只是，互聯網的傳播速度會很快使這一抗拆方法普及化。當以暴制暴的糾紛解決方式日常化了，“叢林規則”也將獲得它更多的粉絲。

　　如果要糾正這極不正常的拆遷(拆建)糾紛，辦法其實很簡單：像查酒駕一樣查處違法暴力拆遷和違法暴力抗拆。只有當違法者普遍能受到懲罰，我們才會重回由法律所指引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