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江：清朝前期的文化走向

　　清朝時期中國文化的走向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總結：一是以漢族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以滿蒙藏維諸族為代表的邊疆民族文化持續地匯聚、交融，由多元走向一體，極大地促進了各民族成員在政治、文化和情感上的認同。二是在統一的和平的政治大環境下，古老的漢族文明吐故納新，生機勃勃，在文學、史學、藝術、宗教、教育、禮樂制度等各個領域，超越宋、明，直追漢、唐，是史家公認的繁榮時代。三是中西文化由有限接觸到全面急劇碰撞，最後走向會通，古老的中華文明終於向西方敞開大門，與此同時，其自身也鳳凰涅槃，演變為近代文明。

　　清朝時代的中國文化，也是傳統文化呈現最後輝煌的集大成的時代。在如此重要的文化發展進程中，作為國家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層的文化取向和態度如何？他們制定了怎樣的政策,實施的效果如何？無疑是至為關鍵的。本文主要談談清朝前期的文化走向。

　　入關前的清朝史分為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努爾哈赤時代，即天命朝。後一時期則是皇太極統治時期，到1643年，包括天聰和崇德兩朝。

　　努爾哈赤時代，滿洲族作為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正處在形成初期，“金國”的文化主要是世代延續下來的女真文化。立國以後，由於政權內包括了蒙古人和遼東漢人，文化上也開始受到蒙古文化和漢文化的影響。最初，由於自身的女真文字已經失傳，在對外文書交往上，必須要借助蒙古文或者漢文。1599年努爾哈赤提出借助蒙文字母創制滿文的設想，並通過兩位文臣額爾德尼（此名本身就來自蒙古人名）和噶蓋的努力得以實現。這就是“老滿文”，字形上與蒙文全無區別，使用了30多年以後才經達海之手改進規範為“新滿文”。由於政治上的對立，努爾哈赤對待漢文化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信任漢官，屠殺漢族的知識人；另一方面，他又欽慕漢族文化，喜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漢書，晚年對漢族的倫理道德也抱有好感。甚至嚴肅的國家制度中也引進了明朝的武官制度（包括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備禦五等）和都堂（都察院堂官的簡稱，轉義為高級武官）。

　　到了皇太極的時代，“金國”的面貌已經有很大變化，農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基礎，漢人雖地位低下，但佔總人口的比例卻大為上升。治國的需要迫使皇太極不得不大力汲取漢族的文化資源，在治國方略上採納了中國傳統的“文武並用，以武功戡禍亂，以文治佐太平”的歷史經驗，大興文治：1629年，設立“文館”，大量翻譯漢族典籍，充實滿洲文化。選擇的都是重要的《明會典》、《三略》、《六韜》、《孟子》、《資治通鑒》以及擇要匯纂翻譯遼宋金元四史。倣照明制，建立檔案文書和史官制度。於是才有了流傳至今的《滿文老檔》。1631年，推行教育，令八旗子弟讀書向學，以實現使其“忠君親上”的目的。改變對漢族知識人的政策，1629年開始，引入明朝的科舉取士制度，選拔滿蒙漢各族人才。1631年，“依倣明制”，定官制，設六部，又立蒙古衙門，完善國家機構。在此基礎上，1636年改國號為“大清”，直接同大明分庭抗禮。但主要的宮廷禮儀制度，均倣照明朝。從文化的意義上説，“大清”國已經進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系統。

　　當然，皇太極作為一代有為的政治家，他很快意識到了急劇漢化帶來的消極後果，曾經以蒙古貴族學習藏族宗教制度導致國運衰微的現實為鑒，反省滿洲官名制度全學漢族文化並非有利，遂決定加以糾正。將官名及城邑名全部改為滿語，並定為國法。這種做法，其實是將漢族制度滿洲化的嘗試。1637年，他再次引證金朝漢化的歷史教訓，強調“本國衣冠言語不可輕變”。同時明令以滿洲言語、服飾、騎射三項基本文化要素為一代家法，告誡貝勒們“要使後世子孫遵守，毋變棄祖宗之制”。這也是有清一代統治者都強調“國語騎射”為家法祖制的肇因。

　　總之，皇太極在文化吸收上明顯是保持著“文化自覺”意識，對漢文化，他只是在“急需”的前提下有選擇地吸納；對滿洲自身的基本制度如八旗制度、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基本習俗則全力維護，以“不失根本”。這種以我為主，選擇吸收，為我所用的文化政策，即所謂“參漢酌金”，入關後成為設計整個清代政治制度也包括文化政策的基本的指導原則。

　　年，清朝入關。無論是攝政王多爾袞，還是順治帝，都延續了皇太極吸收漢文化、文武並用、籠絡漢人的施政方針，同時著手制定文化政策。

　　首先是制度建設。重點在法制、禮制和科舉制方面。入關前，清朝有刑部，也有簡單的法律。但此時要統治全國，且主要是漢族臣民，只能是“準依明律”。1647年經過簡單修改，翻版于《大明律》的《大清律》頒行，但序言中自己明説“詳繹明律，參以國制”。清國舊制不過作參考而已。禮儀制度的制定原則相同。1646年，“詔禮臣參酌往制”，編成禮書，“為民軌則”。新的大清禮制是滿洲禮制與明朝禮制的結合，帶有濃郁的內陸亞洲狩獵、遊牧民族特點。科舉制是傳統的選官制度，對天下讀書人至關重要。清入關第二年就迅速恢復，以獲得漢族士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