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達林：死刑觀折射社會法治文明程度

    就在藥家鑫案二審剛作出維持死刑判決時，最高院發佈了一份2010年度工作報告，其中“將統一死刑適用標準”，“儘量依法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等觀點，立即引起輿論的高度關注。

　　作為民眾獲知全國司法現狀的“晴雨錶”，最高院發佈年度工作報告，不僅具有司法公開的意義，同時也能傳遞出一些好的法治理念。仔細觀察這份工作報告，裏面關於死刑的內容其實只佔很小的篇幅，但是卻激發出輿論如此熱切的關注，背後實乃與許多人對死刑適用的誤讀有關。

　　由此，聯絡到一個歷久彌新的法治話題：我們這個社會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死刑觀？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其罪當誅乃是合乎法治邏輯的結果。只是這樣的死刑，值得我們歡呼雀躍嗎？在同態復仇、因果報應和震懾犯罪等等考究的背後，難道不該為我們自己留出些許寬恕之心？

　　死刑存廢向來是個火藥味很濃的話題，但人類法治文明無疑是朝著減少和廢除死刑的方向前行。無數功利性的考慮，都無法回應對死刑的類似質問：既然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國家又有何理由去安排一個“公共劊子手”呢？中國雖然不能短期內廢除死刑，但也一直向著減少死刑、限制死刑的道路前進。從2007年7月1日起最高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到2010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項經濟犯罪的死刑，從“慎殺”、“少殺”、“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的刑法理念，到堅持死刑二審全部開庭審理的程序規則，每一步努力無不烙印著法治文明進步的足跡。

　　然而，在國民的心理層面，對待死刑依然尚未脫離“殺人者償命”的傳統觀念，甚至連一些法律人士都表現出同樣的報應型死刑觀。在他們看來，對“罪大惡極”的罪犯寬恕就是對犯罪的寬恕，只有用死刑才能起到震懾犯罪的作用。問題是，如果嚴格遵從復仇與震懾的邏輯，如果我們的心理歸復是建立在非死不可的基礎上，那又會塑造出怎樣的社會心理？

　　可見，死刑觀其實反映一個社會的法治文明程度，也檢驗著公民群體的社會心理結構。在法治文明的傳播上，最高法院無疑具有其他國家機關無可比擬的責任，如何改變深藏于國民心底的傳統報應刑罰觀，如何引導公眾樹立文明、寬宥的死刑態度，如何塑造更健康、理性的社會心態，需要最高法不斷地努力與進步，也需要我們每個人的點滴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