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子嵐：“另案處理”與“另案不理”的距離

　　日前，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檢察院以涉嫌串通投標罪對鄭定忠、莊權民兩人提起公訴。此案是浙江省公安廳公佈的2010年十大經濟犯罪案件之一，工程標的合計達3.5億元。在此案中的另外5名被告均為“另案處理”。檢察機關在審查批捕、審查起訴中，經常會發現一些涉案人員未被偵查機關一併提請逮捕、移送起訴而註明“另案處理”。在這些“另案處理”的案件中，其中不乏沒有得到處理即犯罪嫌疑人以後未受到刑事追究的案件。在有效監督缺失的情況下，漸漸地，“另案不理”或降格處理，將成為司法腐敗中的又一明目張膽的“黑洞”。

　　“另案處理”此前因公安部原部長助理鄭少東案而備受媒體關注。2002年，廣東省江門市公安部門破獲了一起地下錢莊洗錢案，法院判決書顯示，顏錫隆等人因通過地下錢莊洗錢，獲判非法經營罪，而鄭少東案中的重要角色、廣東地下錢莊洗錢案主犯連卓釗卻因鄭少東的出手干預，以“另案處理”的名義，順利躲過審查和起訴而潛逃香港，最終未受到司法審判。“另案處理”如果依法使用，有利於案件的偵查、起訴、審判，有利於節約司法成本。但由於《刑事訴訟法》及“兩高”的司法解釋並未對如何使用“另案處理”作出明確規定，“另案處理”至今未制度化、法律化，公檢法機關使用“另案處理”的依據主要是靠經驗或習慣，為“另案不理”留下了可供操作的空間。

　　中國首部關於社會心態的研究報告《2011年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近日出爐，“群體性怨恨”成為中國最明顯的社會心態。一些民眾對自己所處的現狀感到不滿意，具有相似感受的人就會産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緒，逐漸形成群體的極化，表現出共同的反應。而民眾的不滿情緒則主要指向貪污腐敗不作為的官員、“為富不仁”的商人及一些不公平的社會現象。近期打擊醉駕的狂歡，以及早前的“我爸是李剛”案、“鄧玉嬌案”等，無一不把這種“群體性怨恨”表現得淋漓盡致。顯然，當這種心態有可能蔓延至整個社會時，這是值得警惕的。《人民日報》更在一月內連續刊發四篇“關注社會心態”系列評論文章，關注力度實屬罕見。

　　從根本上説，社會心態的形成都是社會現實日積月累的反映，除了關注心態本身，更應追溯根源，從司法制度、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等入手紓解社會問題心態。若“另案處理”最終都可不了了之，目前情況看來，將很有可能形成司法黑洞，從而影響社會問題心態的糾偏。“另案處理”出現的問題近年已引起高層關注，2009年12月29日，高檢院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對訴訟活動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強對以罰代刑、漏罪漏犯、另案處理等案件的監督”。但事實上，《意見》只是作了原則性要求，如何在司法實踐中加強對“另案處理”的監督仍然落空。

　　社會問題心態的糾偏顯然是一個龐大的命題，但如果不從一個個具體的漏洞著眼，扎紮實實去探究、去補缺，那它就永遠是個遙不可及的命題。誠然，這也正是“另案處理”與“另案不理”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