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舟：“護士上訪被精神病”與公共意識

    深圳二院護士郭俊梅因不滿獎金分配，向深圳市政府信訪辦投訴，醫院外請醫師假扮工會領導與其談話，並將談話內容寫入病歷，將其診斷為偏執性精神病並調崗。郭俊梅起訴維權後勝訴。但法院判診斷醫師無責，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饒人。（5月10日《京華時報》）

　　正如法院所判定，“郭俊梅在深圳市二院工作期間並無任何工作失誤，亦未出現因精神問題做出不當行為，深圳市二院因其與院領導發生爭執就認為其存在精神問題，在未徵得其父母及其近親屬同意的情況下，聘請康寧醫院精神病專家為其診治，其行為本身存在不當之處”。因為不滿獎金分配，因為上訪投訴，一個健康、正常的護士就變成了“精神病”——被“診斷”成精神病的過程及採用的手段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正當的權利申訴，何以被“不當處理”。

　　律師認為，單一的診斷標準和制度上的救濟漏洞是導致“被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但在筆者看來，根源還是在於——單位與權利個體之間地位的不對等，導致權利個體的意見和表達不被尊重、不受保護，稍有“出格”即被強力“封殺”——這才是女護士維權上訪“被精神病”的關鍵所在。

　　還值得一提的是，審視這一事件，我們不難發現，護士維權上訪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不僅是“醫學標準”和“管理標準”出了問題，“公共標準”同樣也處在了錯位的狀態中——毫無疑問，對獎金分配不滿的醫院員工不止郭俊梅一人，但敢於上訪投訴的卻只有她一人，因此，或許在世俗的眼中，過於較真的郭俊梅就成了一個另類，有了“精神病”的嫌疑。

　　回想起來，在我們現實的生活中，不知道有多少“較真”的個體被潛意識的大眾標準當成了“精神病”或者“刺頭”排斥在外，渾然不覺主動和敢於維權是公民的一種基本素質。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社會性維權意識的淡漠。

　　維權意識的淡漠切入到公民社會的語境中，就是公共意識的缺位。這裡所説的“公共意識”有三層含義。其一，要樹立個體權利意識，敢於較真，對於“獎金分配方案”之類的細微權利錙銖必較；其二，克服“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狹隘心理，勇於挺身而出，學會“為公共維權”；其三，權利的維護心態更加富有公民理性和時代特徵，善於運用組織力量和法律手段展開博弈。而“護士上訪被精神病”的典型案例無疑説明，在公民社會的成長軌道上，我們仍然還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