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公權力做保護傘，礦難瞞報難以禁絕

作者：湯嘉琛

      日前，黑龍江雞西市“4.26”礦難瞞報事件的調查取得新進展。據涉事礦主交代，當地一名公安民警私下為礦方提供了一份蓋有“雞西市公安局滴道區分局刑事科學技術大隊”印章的空白證明，為他們秘密轉移遇難礦工的遺體並異地火化提供了方便。（5月4日《人民日報》）

      從已經披露的信息來看，這起瞞報事故顯然不只是礦主缺乏道德血液所致。在此之前，雞西市和滴道區組織的13個調查組歷時4天卻得出“沒發現發生礦難的跡象”的結果，已經有眾多網友質疑他們“裝瞎”。現在，公安民警參與瞞報的事實又得到確證，這或許足以表明，礦難瞞報現象難以禁絕，與一些公權力部門充當違規企業的保護傘緊密相關。

      中國的煤礦歷來被稱作“全世界最危險的煤礦之一”，相關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礦難死亡人數約佔全世界煤礦行業死亡總人數的80%，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更是一些發達國家的30—50倍。這還只是已經公開的煤礦安全生産事故的數據，其實略懂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瞞報虛報礦難的死傷情況在我國一直都比較普遍。2008年7月，河北蔚縣李家灣礦井發生爆炸，至少導致35名礦工遇難，但這一消息直到被封鎖85天之後才公諸於眾。類似案例，不勝枚舉。

      近年間，有關部門不斷加大了煤炭行業安全生産監管力度，也曾出重拳整治瞞報礦難的行為。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但凡發生礦難，礦主們首先想到的仍是用鉅額的“封口費”、“補償金”來瞞報礦難事實，以至於很多礦難都是主管部門比媒體知道得還晚。

      瞞報礦難的現象屢禁不絕，負有監管之責的相關部門難辭其咎。一方面，以往的諸多瞞報事件都表明，一些地方的公權力部門被礦主收買，結成了畸形的“官煤利益共同體”。這是一種骯髒的“雙贏”關係，監管部門對煤礦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礦主們收穫帶血的財富並將其中一部分暗中進貢給地方官員，地方官員則從那些黑色的礦井中收穫可觀的GDP數據和政績。

      一旦監管形同虛設，違規甚至違法作業的礦方自然有恃無恐。每次只要有礦難發生，無良礦主們總是習慣性地希望拿錢了事，這份底氣或多或少緣于他們背後有公權力部門在撐腰。在這些人的行為邏輯裏，只要人民幣能解決的問題就不算是問題；即便礦難事實被捅出來，也還有那些被收買的公權力給他們“擦屁股”。此次雞西礦難“四天調查未果”，很可能就屬於這一種情形。

      另一方面，瞞報礦難的痼疾沉疴一直得不到有效醫治，也與當前的安全生産責任追究制度存在漏洞有關。我國從2004年開始著手建立“安全生産控制指標體系”，對煤炭安全生産事故進行量化考核一直是這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迫於考核和追責的壓力，一些地方政府部門為了實現安全生産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的“雙降”，可能會為瞞報虛報礦難事故創造條件，甚至主動為違規企業“滅火”。

      除了安全生産控制指標考核的漏洞，2007年頒佈施行的《生産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礦難瞞報事件的發生。根據《條例》規定，“9人遇難”是劃分事故嚴重等級的分水嶺，死亡3至9人屬於“較大事故”，死亡10至29人則屬於“重大事故”，相關問責也更為嚴厲。我們注意到，在雞西“4?26”礦難事故被曝光的初期，舉報者稱此次礦難的遇難人數為10人，但礦方卻堅稱只有9人遇難，其中是否存在貓膩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但是，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在《新聞1+1》節目中提到一個現象卻十分耐人尋味。他在整理近期安全生産事故資料時發現，近年間在陜西蒲城縣、山西介休、黑龍江大慶等地發生的多起安全生産事故，罹難人數也“恰好”為9人。我們完全不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即有人為了規避問責風險，刻意瞞報或者虛報相關事故遇難者人數。

      根據既有的制度設計，公權力部門應該是治理礦難難題尤其是肅清瞞報亂象的重要力量，但我們遺憾地發現，一些地方的公權力部門不僅未能恪守自己的職責，反而將屁股坐在了違規企業那邊，因私廢公地充當著他們的保護傘。這種現象如不能得到及時處理，瞞報礦難必然難以禁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