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平：嚴懲酒駕只是“硬幣的一面”

　　現代社會，政府的公共治理早已告別了傳統威懾型方式，在合乎法治原則的軌道上融入對公民權利的更多關懷與照顧，正成為一種優良的行政秉性。這樣的行政思維，不僅出於政府取悅納稅人的考慮，更多的來自單純壓制、懲治治理手段本身的局限性。同樣，對於正在進入汽車時代的交通治理更是如此。

　　據媒體報道，本週三，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審議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明顯加大了對醉駕和飲酒後駕駛機動車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例如對醉酒駕駛機動車輛擬將一律吊銷駕照，並在5年之內不得重新取得;對於酒駕，一次扣駕照6個月，第二次酒駕或將吊銷駕照，而且處罰金額“至少漲4倍”，即從原來的200元起罰變為1000元起罰。

　　從媒體的不完全披露看，道路交通安全法正面臨著一次全面提升行政處罰權的修改，雖然最終還有待立法機關作出決策，但這樣的新聞信息早已在網絡上被炒得火爆，一些新聞網站在貼出後幾個小時，就吸引了數萬網民的關注。從各種跟帖聲音看，雖然不少車主感到“處罰過重”，但絕大多數網民對此表示歡迎，不少帖子還建議對酒駕者“終身禁駕”，類似嚴厲懲治酒駕的民意情緒不斷滋長。

　　這樣的網絡反應早在預料之中，自從以官二代、富二代為主體的“飆車族”相繼製造出一系列酒後駕車慘劇後，酒駕就引起了社會的激憤聲討，人們對酒駕幾乎持“零容忍”態度。有網絡調查顯示，97%市民支持嚴懲醉駕飆車，95%稱深惡痛絕。正因為如此，前不久出臺的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將“危險駕駛”行為入罪，加大了對醉駕、飆車等危險駕駛行為的刑罰懲治力度。在這麼強大的民意基礎上，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提高行政處罰力度，自然是“水到渠成”。

　　由於新修訂的刑法將於5月1日起施行，在與刑事處罰的銜接上，行政處罰必然應當升格，以彌補國家對違法行為懲治鏈條上的“裂痕”。由此，當刑法將某種行為的責任後果升格為刑事處罰後，相應的行政處罰體系必然需要作出調整，這種調整很大程度上體現出整個國家治理的方式。例如對酒駕而言，伴隨著新刑法條款的實施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訂，政府相應的治理行為更加凸顯出“嚴懲”態勢。

　　但是，這樣的嚴懲思維，能否在公民心中培育出理性而穩定的“駕車觀”呢?能否讓車主自覺養成“喝酒不駕車，駕車不喝酒”的行為習慣呢?我以為短期內應當會起到類似的效果，但長期看未必能夠塑造一個群體的社會心理。就拿我週遭的朋友來説，仍有不少人對此類處罰規定並不“感冒”。我想一個社會的良好秩序之所以“罰”不出來，一個重要原因是公民對行政執法的“潛規則”太過熟悉:其一，執法只是“一陣風”，一旦“雨過天晴”，執法勢必懈怠，處在不嚴密的執法環境中，公民總有“偷溜”的機會主義心理;其二，執法太過“人情化”，即便遇到了真執法的交警，找找關係疏通一番，就能夠“風平浪靜”。在這樣的執法印象中，嚴懲最終只會對那些無權無勢的公民留下暫時性的“威懾效應”。

　　其實，法治社會的“治”並非天然地與“罰”相連，對於交通秩序的治理，懲罰或許只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公共服務與引導才是第一位的。在頻頻出現的惡性交通事故之後，作為公共治理方的政府部門是否也應反思:究竟應當如何引導構建一種文明、理性、和諧的馬路秩序?政府在這方面提供的服務與文化孵化功能是否到位?如果深究起來，除了必要的監管與懲治，政府部門還可以提供更多、更貼心的公共服務，例如在酒店中張貼一些警示性和告誡性標語，利用各種文化資源培育車主的汽車文明，等等。

　　總之，在秩序失范的特殊時期，及時調試立法治理策略，這是公共治理的重要方法;但從“硬幣的另一面”而言，長久性的治理舉措，更需要從公民權利的視角，採取標本兼治的多種手段綜合施策，以形成良好的秩序生態。（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