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尊殺人折射三大缺失

　　去年2月26日，在一家工廠當普工的大學畢業生李宗熙，一怒之下將廠長白守川傷害致死。據廣州中院知情人員透露，李宗熙在法庭上表示，起因是廠長的一句話：“你有什麼本事？你一個大學生還不是一個普通生産工，我雖然沒有上大學，還不是年薪幾十萬？”日前，廣州中院開庭審理被告人李宗熙犯故意傷害罪一案。

　　揮刀逞一快，毀了兩個家。事因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一個芝麻大點的事就釀發血腥悲劇，實在令人唏噓而痛心。更讓人莫可名狀的是，李宗熙並非怙惡不悛之徒。在同學眼裏，他“樂意幫助人，跟同學相處很好”，在同事眼裏，他“平常很老實，不愛説話”。而且，他勤奮、肯吃苦，從大一下學期開始就兼職送報紙，一直到大學結束，由此來掙取生活費，學費則依靠貸款。他成績優秀，獲得過多項榮譽。這樣一個乖孩子，為何異化為殺人兇手？在庭審時，李宗熙自稱“是我性格缺陷害了對方，是咎由自取……”誠然，性格即命運，一些悲劇的生成，確與性格缺陷有關。

　　但是，不能把這起悲劇完全歸咎為性格缺陷，即便是性格缺陷，還應追問是誰製造了李宗熙的性格缺陷？反芻這起悲劇，折射出三重危機。

　　教育缺失。李宗熙是苦孩子出身，他是全家的驕傲與希望，一方面過多承擔了家庭的功利化期待，另一方面卻沒得到人性化關懷，特別到了大學，他過得並不開心，“從來都很少談及家庭情況，不會訴苦”，在這個人生的關鍵階段，理應受到足夠的人文關懷和及時的心理干預。

　　企業冷漠。重點大學畢業後，諸事不順，只能在工廠做普工，成為“大學生打工仔”。這種強烈的心理落差，導致李宗熙很苦悶，“與同事們溝通很少，集體活動參加也不多，性格有些自閉”，在這種情況下，工廠並沒有給他提供心理疏導，廠長反而大加諷刺。由此不妨聯絡到富士康工人跳樓事件，正是因為缺乏群體價值文化，且處在冷漠和離散的“原子”狀態，這些工人才選擇自戕。同樣的道理是，李宗熙如果不是走上泄憤之路，也可能選擇自戕。

　　自我調適能力匱乏。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丹尼爾戈爾曼認為，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個人只要能覺察到自己的情緒在影響自己，他就有機會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緒。遺憾的是，李宗熙不善於調節自己的情緒，不懂得如何合理釋放內心的積怨，從而走上不歸路。提高情商，既需要接受情緒素養教育，更需要自我救贖。

　　李宗熙的悲劇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群體的悲劇，因為類似自尊殺人的事件時有發生。毋庸諱言，當下，我們所處的社會出現了乾燥化傾向，有時一擦就著火、一點就爆炸。走出人性的弱點，抵達內心的平靜，尋找心靈的皈依，這個社會的空氣才能變得濕潤而健康。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個人只要能覺察到自己的情緒在影響自己，他就有機會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緒。遺憾的是，李宗熙不善於調節自己的情緒，不懂得如何合理釋放內心的積怨，從而走上不歸路。（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