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官員“微博自首”凸顯舉報困境

作者：孔之見

      4月13日，為了舉報所在單位的領導，安徽省亳州市利辛縣國土局工作人員周文彬選擇了“自首式舉報”，並在微博上直播了自首的過程，迅速引發網友圍觀（《中國青年報》4月14日《安徽省利辛縣：官員微博直播自首式舉報》。

      就像所有的網絡事件都有前兆的蛛絲馬跡一樣，4月12日，網名為“周文彬2010”的網友在新浪微博發表博文稱，自己將於4月13日趕往亳州市紀委自首。博文稱，“在這裡我會逐步把我多年來的心路歷程通過微博説出來，也把我為什麼今天要這樣的原因説出來。”而4月13日上午，該網友便開始不斷更新微博，直播了自首之路。面對這種“微博自首”行為，有網友質疑這是個人炒作，以增加關注度，但更多網友認為，這很可能是官員“良心發現，為了心靈的自我救贖”。但不管如何評説，“微博自首”確實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使自首這一反腐行動成了公眾矚目的焦點，這種效應的出現，不管是對此舉報行為的個例處理而言，還是對於反腐方式的拓展而言，都將是個不容忽視的推進。

      在“微博自首”的內容中，舉報者並沒有詳細解説自己選擇這種舉報方式的原因，但用個人行賄的自首的方式來檢舉相關對象，這確實需要巨大的勇氣和決心。事實上，在決定自首之前，周文彬已向多家媒體反映過自己希望自首以及借此舉報國土局領導。他自己就表示：“我可能要作出一個人生中艱難的決定，這個決定足以改變我的後半生，我也為此成為另類。”從這些行為中我們不難體會出這樣一種潛在的內涵，那就是在“微博自首”之前，自首（倒不如説是舉報者）內心也是鬥爭激烈的，並且也有壓力和痛苦，但為什麼最終選擇了這種罕見而帶有濃厚極端色彩的舉報方式呢？原因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選擇平常的舉報方式根本“行不通”，這或許是因為自己本身也是行賄者，或許因為日常的舉報可能無法引起關注、沒有聚焦效應而難以立桿見影。同時則是借助現實的媒體舉報也沒有見到效果，據了解在實施“微博自首”之前周文彬確實向多家媒體舉報並提供了詳細的查處腐敗窩案“線路圖”，但卻沒見到實際效果，於是艱難選擇之下，他選擇了網絡和微博這種更容易被關注、更已成為輿論焦點的舉報方式。

      對於任何一個人而言，選擇是一個很不容易的艱難的過程，在選擇之中，每個人都會用排他法去對比和篩選，而周文彬“微博自首”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這種選擇的艱難背後，其實就是對現實中傳統信訪舉報反腐、輿論媒體舉報反腐等方式效果難以凸顯而無法實現自己舉報意圖的“恐懼”，正是這種無法依賴傳統舉報反腐載體來實現自己檢舉的意圖的“恐懼”，才導致了“微博自首”行為的出現。

      其實，現實中隨著反腐倡廉形勢的不斷深化，一些富有現代色彩的檢舉舉報方式不斷涌現，從原來的信訪舉報一致發展到目前的電話舉報、電子郵件舉報、網絡論壇舉報等多種方式並存的格局，對於反腐倡廉而言，現實中舉報檢舉載體越多，反腐倡廉見效的幾率將越大，“微博自首”的出現，對於反腐載體的拓展和反腐線索的更快、更及時被利用而言，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關鍵是，在目前反腐傳統載體正積極發揮作用並且對於舉報者而言成本更小、壓力更小的情況下，這些“後現代”的反腐檢舉舉報載體的出現，反而是值得我們深思和反思的。這不能不説明我們傳統反腐倡廉信訪舉報載體的信任率和被使用率正在下降，而其背後處理率低、公眾對輿論關注的依賴日益大於傳統的舉報方式等更是無法回避的誘因。反腐倡廉是需要輿論關注，但如果公眾反腐必須依靠輿論關注、依靠檢舉者付出代價等方式來推進，那麼只能是我們正常的反腐倡廉工作的缺憾和不足。所以，面對“微博自首”我們可以為反腐倡廉渠道和載體的增加以及效果凸顯而欣喜，但我們跟更應該由此而去反思我們在傳統的、壓力更小、效應更大的反腐倡廉載體和突進管理方面的缺憾和不足。畢竟在一個以法制為本、以反腐倡廉和促進公平為綱的現實中，一味依賴這種後現代化的反腐倡廉方式，或者一味地把反腐倡廉寄託于輿論監督的給力才能見效果，這都是一種難以回避的現實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