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蓉霞：日本人的故土之愛

    東京地震之後，我去了一趟日本看望女兒。

　　女兒告訴我，就在這次地震發生的瞬間，她正在軌道電車上，還拿著兩個沉重的箱子，因為她正在搬家。突然車內廣播説要臨時停車，還沒停穩當，就身處劇烈的搖晃之中。地震過後，電車不再開動。所有乘客有序下車。老人有工作人員照顧，而她拿的兩個箱子，也有專人為她一路提攜，就這樣走到站臺。當女兒再三表示感謝時，對方卻説，一路慢走，讓您久等，對不起了。

　　正如媒體報道的那樣，日本國民在這次巨大地震中所表現出的鎮定、彼此合作、秩序，讓每一個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這就好比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警方逮捕了兩名嫌犯，但沒有充分的證據指控兩人入罪，於是將兩人分別關押，並分別和兩人談判。兩人若都選擇坦白，刑期八年；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刑一年；如果兩人中一個坦白而另一個抵賴，坦白的放出去，抵賴的判十年。這兩人就得在坦白和抵賴之間作出決定。顯而易見，在不清楚對方會做何選擇的情況之下，理性的策略只能是坦白，以免自己遭受最大損失。

　　而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一年，這個結果最好，但很難達到。若要達到這個最優結果，關鍵在於兩個疑犯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關係。日本國民在這次地震中選擇的正是彼此合作，因此其社會秩序（包括人心）不隨地震而亂，結果是每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人是社會性動物，必須集群而居。在群體中生活的個體，若要使自身利益達到最大化，理性的選擇就是相互合作，而合作的前提又是基於相互信任。信任的建立，一方面離不開信息的公開透明；另一方面恐怕也離不開群體成員間同舟共濟、相濡以沫的情感。

　　就前者而言，更多需要制度的強有力保障，在此不論。

　　就後者而言，其得以形成，或許與社會中各種潛移默化的教化措施有關。比如，就在這次的東京之行中，我參加了一場中學畢業典禮儀式。不得不承認，這是我有生以來參加的最為隆重的一場典禮。九點半儀式正式開始，畢業生在班主任（女教師還身穿和服）的率領下集體入場，校長講話，然後就是每一個叫到名字的學生上臺從校長手中接過證書並鞠躬致意。隨後就是全體畢業生上臺唱畢業歌，中間穿插學生的個人發言，回憶他們在學校生活中的點滴細節，説到動情處，發言學生哽咽流淚。最後依然是在班主任的率領下全體畢業生退場。

　　可以想象，每一個日本人肯定有多次機會經歷這樣的儀式，而每一次這樣的儀式就是對群體凝聚力的一次強化。就在這次地震之後，日本的電視臺反復播放的公益廣告大意就是：你們不是一個人，因為有我們與你在一起；日本是一個強大的國家，無論多大困難，只要我們齊心協力，定能渡過難關。

　　當然這絕不是説，每一個日本人都能表現出無私高尚的情操。比如據日本媒體報道，位於福島核電站30公里邊界附近的災民收到的救助物質最少，因為救援人員出於害怕，更少來到此區域；更有甚者，在東京街頭自發組織募捐的人員中，還有趁機詐騙的作惡者。

　　但更多普通日本人的表現確實令人尊敬。比如一位中國朋友真誠邀請他的日本朋友，若是需要可以到中國來避難，這位日本人回復道，想到有人正在冒險搶救核電站，而他們也有家人，作為一個人，而不只是一個日本人，他當然不能離開日本，必須恪守他的職責。確實，日本的媒體沒有大肆渲染那些搶救人員的悲壯事跡。或許這應與他們從小培養的責任感有關，無論如何，一個人都必須忠於他的職責，因為職責關係到群體利益，所以一個臨陣逃脫的個人必受集體所鄙視。

　　事實上，這次震後的臨陣逃脫者大量是外國人。當然外國人這樣做的理由似乎也極充分：日本人無處可逃呀，所以他們只能與這塊土地共存亡。詩人艾青説：“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可見，願與這片土地共存亡，決不只是出於一種無處可逃的無奈，背後應該還基於一種深沉的情感。正是這種情感，令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相濡以沫、同舟共濟，歷經災難而復活並且創造繁榮和奇跡。正如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所説：從長時段來看，那些有著強烈的、特殊認同感的地方，比沒有這種認同感的地方更容易繁榮。因此，深愛這片土地的人，有福了。

　　眼下，我們有太多的人正在肆無忌憚地糟蹋自己的國土，橫財發盡之後，又設法遠走他國。而對不得不留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來講，情況或許正是，其中的大多數人無處可逃。這不僅是這片土地的悲哀，更是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悲哀。但願日本地震能夠提醒我們深愛自己的土地。相比于日本，我們理該慶倖和感恩，因為我們腳下的土地，原來是多麼安全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