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鷹：伊麗莎白泰勒 美是不死之夢

    法國小説家加繆寫于1942年的小説《局外人》，以主人公默爾索的自述開始：“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這個開篇表現了主人公對母親死訊的冷漠和無所謂，而作為荒誕文學的象徵，則表現了加繆所揭示的“自我不是自己家裏的主人”的現代荒誕感。這部小説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意味著二戰後世界對荒誕感的普遍認同。

　　也是在1942年，年僅10歲的伊麗莎白泰勒牽著母親的手走進了好萊塢的明星世界。戲劇演員出身的母親雖然聲稱這位1932年出生的女兒生下來“長著一張似乎將永遠長不開的皺折的臉”，但是目標明確、意志堅定地要將這只“醜小鴨”鑄造成銀幕世界的璀璨明星。

　　今年3月23日,美國洛杉磯時間當日淩晨1點28分，泰勒以79歲高齡去世。當天出版的《紐約時報》發表了署名顧索（M.Gussow）的長篇紀念文章《好萊塢魅力的絢爛巔峰》，把她描繪為一個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在她的生命中，貪婪和慈善，忠貞和濫情，既矛盾又因果地聯絡著。該文指出，在對泰勒的紛繁歧異的評價中，一致的評價是“她的美”，稱她為“美的化身”。讓這個“美的化身”在這個世界顯形，就是泰勒母親當年的夢想。

　　與《局外人》的主人公默爾索在荒誕感中表現的對生命的根本性的冷漠相反，泰勒79歲的生命是一種鳳凰浴火式的熱烈。在她的八次失敗的婚姻中，她總是以玩火般的熱烈去追求她的愛情，用她自己的話説，“如撞了鬼一樣”。她自認“幸運一生”，而其“幸運”的含義不僅包括她獲得了令他人難以企望的美貌、聲望、財富、榮耀和愛情，而且包括遭受數不清的疾病和多次生死輪迴。

　　泰勒在人生多方面的非常富有，也帶給她超人的奢侈和貪婪。對她的身體，她同樣採取奢侈的消費態度，甚至於不惜傷害健康。這種態度，與二戰後、尤其是1960年代美國的文化反叛思潮是相聯絡的；作為一种女性的“自我解放”，它又暗合了女性主義主張的“梅杜莎女妖的反叛”。因為男權文化傳統把女性身體禁閉在“優美的鏡像”中，所以，女性主義就主張用“愉悅肉體和帶侵犯性”的“反審美的叛逆”擊破傳統的“女性美”的鏡像。

　　我們看到，無論在銀幕中還是在生活中，泰勒都不斷向世界展示著她的“叛逆的身體”。但是，正如她的電影表演總是遵循“直覺”而非觀念，她的生活也總是在自我的激情和直覺的自然限度內進行，並沒有在“無限反叛”的時代觀念引導下展現為極端或過度的自我顛覆。正因為如此，泰勒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銀幕上，都保持了激情和秩序的內在平衡。如果我們將泰勒的藝術人生解讀為一齣古希臘悲劇，憑藉尼采的悲劇哲學，我們可以説，她的熱烈和冒險正是酒神精神的生命沉醉，而她的美則是靜穆明麗的日神精神的化身。

　　在《紐約時報》的敘述中，作為“美的化身”，泰勒的面龐是完美對稱的，“她沒有一個角度是有缺陷的，而她的眼睛有著極深澈的紫羅蘭色”。這是一個西方古典女性美的理想形象，這個形象的原型是古希臘雕塑中的維納斯神像，其美學原則是比例、均衡、圓潤、光潔和優雅。儘管泰勒在生活中和銀幕上都留下了多變殊異的形象，然而，“她不是變色龍”，她烙印在人們心靈中的形象，永遠是她的如希臘大理石雕像一樣均衡、瑩麗的面龐，還有那月影下的如千古深海一樣靜謐的雙眸，給人一種超塵出世的溫馨和瑩潔之美。在泰勒的身上，形象的多變與美麗的永恒，正好印證了柏拉圖在2400多年前指出的，“美本身是永恒統一的”。

　　20世紀後半期，經過持續的反叛之後，充斥于藝術世界的是醜陋、怪誕、殘破和變態。“美”不僅不再是藝術的本質要素，而且成為被拒絕的“荒謬之物”。在反審美的當代藝術背景上，泰勒的藝術人生是以“美的化身”重新定義藝術。當代世界對泰勒的推崇，揭示了當代文化中一個深層的意識，這個意識比本文開始講述的現代荒誕感更深刻，它是人類對“美本身”的根本需要和夢想。

　　20世紀是藝術不斷對美進行革命的時代，叛逆和荒誕主導了藝術。然而，因為有了泰勒的美的表現，我們的生命理想才不會被無限的叛逆和致命的荒誕呑食。我們也可以説，泰勒的藝術人生正體現了加繆從荒謬中揭示的積極的存在意義：一個真正的荒謬哲學家，是拒絕荒謬的。

　　伊麗莎白泰勒告訴我們：美是不死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