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遺言能否作呈堂證供

　　法醫學上有句行話：“證據可令死人説話。”那麼，死者的臨終遺言，能否作為定罪證據呢？

　　我國證人出庭率低，被害人陳述本身就是證據形式之一。可在美國，情況就不一樣了。根據憲法第六修正案，被告在一切刑事訴訟中，均有“同對立證人對質”的權利，也就是説，如果你的證言對我不利，我有權與你當庭辯駁，澄清真相。這一條款，又被稱為“對質條款”。

　　2004年，最高法院在“克羅福德訴華盛頓州案”中宣佈，如果某人的證言構成“證言性陳述”，就必須出庭接受質證，否則，相關證言不得作為呈堂證供。如此一來，即使被害人臨死前指認了兇手，但由於死人不能作證，指認內容也可能被排除在證據之外。今年2月，最高法院宣判的“密歇根州訴布賴恩特案”，解決的就是死者遺言的法律效力問題。

　　2001年4月29日淩晨，底特律發生了一起槍擊案。受害者安東尼考因頓腹部中槍。警察趕到時，他已奄奄一息，但還是説出了槍擊地點與兇手姓名：理查德布賴恩特。幾小時後，考因頓因流血過多死亡。警察逮捕了布賴恩特，並在他家裏發現彈殼、血跡與死者錢包。一審期間，警方出示了考因頓臨死前的指認內容，陪審團據此判定布賴恩特二級謀殺罪名成立。

　　布賴恩特上訴時，“克羅福德案”已宣判，密歇根州最高法院根據這一判例，決定撤銷有罪判決。理由是，考因頓的遺言，屬於對布賴恩特不利的關鍵證據，既然死者已無法出庭，警察出示其“證言”的行為，就違反了憲法“對質條款”。密歇根州政府不服，又上訴至最高法院。

　　2011年2月28日，最高法院以6票對2票，宣佈撤銷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布賴恩特仍難逃法網。新任大法官艾琳娜卡根之前擔任首席政府律師時，參與過此案前期工作，主動申請回避。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撰寫了判決意見。

　　索托馬約爾大法官過去擔任過檢察官，深知舉證之艱難。但是，作為大法官，她必須遵循先例，以理服人。在聯邦最高法院，文筆犀利的斯卡利亞大法官是“對質條款”的鐵桿擁躉。“克羅福德案”的判決意見，就出自他手。索托馬約爾很清楚，自己論證稍有不慎，就可能激怒這位智識過人的同事。她最終選取的論證策略，是以先例為依據，結合本案案情，繞過“對質條款”的限制。

　　索托馬約爾指出，2006年，最高法院在“戴維斯訴華盛頓案”中，確定了“對質條款”的例外條件。也就是説，如果警察詢問當事人的首要目的，不是為了證明某事與日後的刑事檢控有潛在關聯，而是希望對方協助警方處理正在發生的緊急情況，取得的口供就不能算“證言性陳述”，即使當事人去世或以後拒絕出庭，相關證詞日後也可作為呈堂證供。本案中，警察詢問傷者的目的，是為“處理正在發生的緊急情況”。所以，死者的話不屬於“證言性陳述”，可以被法庭採納。

　　有意思的是，“戴維斯案”判決意見的主筆者，也是斯卡利亞大法官。對索托馬約爾“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做法，斯卡利亞大法官暴跳如雷。他在異議意見中説，多數方“犯了如此明顯的錯誤，簡直貶低了最高法院的威望”。就算警察當時有緊急情況要處理，可詢問被害人兇手姓名的行為，本身就包含了刑事追訴的目的。他感嘆道：“或許，布賴恩特受到了應有的處罰，可這起案件對程序的傷害，或許是他和我們所有人的損失。”

　　其實，對被告人的基本權利，確實應當斤斤計較。但是，美國最高法院近幾年涉及刑事程序的判例，界定概念和確立標準時，範圍都非常克制，很少厘清例外情形。經常導致老問題解決了，新問題又冒出來。在程序問題上，對一個概念的不同理解，常常能左右當事人的命運。無論立法者，還是司法者，都不應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