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暘：應該軍事干預利比亞嗎？

    首先要聲明的是，對卡扎菲這樣的獨裁者及其同類，如某某林、某某日，我極端厭惡。如果有人能出手剷除此輩，我當拍手稱快。出動空軍轟炸、雇傭外國人來屠殺本國民眾的統治者，已徹底喪失其統治的合法性。其人，已與匪類無異，其政權，也已淪為匪幫。

　　對匪幫，當然要除惡務盡。匪首，則應就地正法。從利比亞民眾的角度來看，推翻這樣的統治者，完全是正義之舉。

　　但是，我在這裡想要討論的，並不是從利比亞民眾的角度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而是從發起軍事干涉的國家角度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假設我們是法國人、英國人或者美國人，我們應該支持本國政府軍事干預利比亞嗎？

　　説到這個問題，當然就會想到美國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告別演説和其倡導的孤立主義。

　　且看華總統當年是如何説的：

　　我們處理外國事務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在與它們發展商務關係時，儘量避免與它們發生政治聯絡。

　　歐洲經常發生爭執，其原因基本上與我們毫不相干。因此，如果我們捲進歐洲事務，與他們的政治興衰人為地聯絡在一起，或與他們友好而結成同盟，或與他們敵對而發生衝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們為什麼要摒棄這種特殊環境帶來的優越條件呢？我們為什麼要放棄自己的立場而站到外國的立場上去呢？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命運同歐洲任何一部分的命運交織在一起，致使我們的和平與繁榮陷入歐洲的野心、競爭、利益關係、古怪念頭，或反復無常的羅網之中呢？

　　如果華總統地下有知，看到今日的美國，不但早已深深捲入歐洲事務，兩次參加世界大戰，而且到遠東、中東去打仗，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發動伊拉克戰爭，最近還參與軍事干預北非國家利比亞，不知會做何感想。

　　一直以來，孤立主義的名聲都不大好，往好裏説是自私自利，往壞裏説就是懦弱茍且。有人直接就説，孤立主義，是美國立國之初，國力弱小，不得不採取的保全之策。

　　但孤立主義真的是那麼不堪和可笑嗎？真的只是軟弱的表現嗎？

　　確實，喬治華盛頓那一代的政治家，面對的是一個領土比今日小得多，人口只有幾百萬，僅僅是一個農業國家的美國。這樣一個國家，談什麼對外干涉，實屬不自量力。但華盛頓們真正終日思考的重要問題其實是：如何設計出一種機制，能夠在這個新國家中有效地控制政府的權力，保障人民的自由。用新詞來説就是——把統治者關進籠子裏。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結果，才是孤立主義的真正來源。

　　正因為孤立主義政策來源於此，所以，即使美國今日已成為世界頭號強國，擁有了全球軍事打擊的超級實力，古典自由主義者，仍然孜孜以求美國回歸華總統倡導的孤立主義。他們主張，美國對外的軍事行動，應該嚴格限制在自衛和合理報復的情況下。超出此範圍的軍事干預和戰爭，不管對別國人民如何重要，都不是美國應該去做的事情。和平是他們的目標。

　　他們支持阿富汗戰爭，因為必須讓塔利班為攻擊美國付出代價，受到懲罰，並消除塔利班再次發出攻擊的能力。但他們反對伊拉克戰爭，因為伊拉克並沒有直接威脅美國。至於消滅薩達姆，那是伊拉克人自己的事情，美國人何必插手？想必，他們也不會支持軍事干預利比亞。

　　或許有人會説，按這個邏輯，美國也不應該參加一戰二戰了？

　　其實，美國參加一戰的理由很勉強。一戰雙方，並無明顯的對錯之分，都是民族主義惡性發展的結果。德國軍事佔優，來勢洶洶，攻入法國。英法勉力支持，不佔上風，自然希望美國參戰幫助他們。

　　於是，大量的英文輿論渲染德國軍隊在佔領區的野蠻行為，刺刀挑起兒童什麼的。這激起了美國人的反德情緒。但事後歷史學家考察，真正可靠的幾乎沒有。德國軍隊和其他國家的軍隊沒什麼不同。直接導致美國參戰的盧西塔尼亞號被擊沉事件，也頗為可疑。

　　然後，美國參戰，打敗德國，並主宰了戰後的凡爾賽合約談判。美國背棄了華總統的告誡，深深捲入了歐洲事務。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凡爾賽合約沒有産生一個合理的國際秩序，相反，埋下了重大隱患。這個合約，太強調報復，忽視了戰後秩序的合理性。德國法西斯的崛起和發動二戰，和凡爾賽合約的種種不合理不公正之處，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那麼，是否可以説，美國捲入了歐洲事務，才導致了這個問題多多的凡爾賽合約呢？

　　直接論述這個問題，非本文所能容納，但有一個簡單的辦法——比較一下美國沒有捲入時，歐洲人自己是如何協調戰後事務的。

　　凡爾賽合約一百多年以前，歐洲同樣面臨著戰爭結束以後重新安排秩序的問題。1815年，拿破侖失敗，歷時多年的波及全歐洲的拿破侖戰爭結束。歐洲人需要坐下來重新建立他們彼此之間的秩序。

　　那時的美國，嚴格奉行孤立主義政策，絲毫也不干涉歐洲的政治事務。歐洲人只能靠自己來解決問題。那次會議是在維也納召開的，史稱維也納會議。

　　維也納會議，是外交家的黃金時代。那時，通訊不發達，不可能事事請示中央，很多時候，只能由外交家在前方靠個人智慧和能力解決問題。那時，也沒有什麼公開外交和大眾輿論的壓力。外交家不需要向公眾表演良心和愛國心，這反倒讓外交家們可以選擇各種方式最大限度地彼此協調。

　　我總以為，某國外交，就因為沒有經歷這個黃金時代，從一開始就被無線電和意識形態所控制，所以，並無外交傳統和智慧可言，有的只是黨的幹部和庸碌的吏員。

　　全面分析維也納會議，也遠非本文所能容納，但重要的事實是：1815年維也納會議以後，歐洲再次爆發全面戰爭，是在99年以後的1914年。其間，只有一些局部戰爭。維也納會議幾乎打造了百年和平。如果説維持和平是國際秩序的使命，還有比這更傑出的國際秩序嗎？

　　凡爾賽合約如何呢？1919年締結合約，不到20年後，歐洲人就再次大打出手。這個國際秩序可真夠失敗的。

　　看到了吧，美國人不參與，歐洲人自己協調，是百年和平。美國人捲進來，和歐洲人一起鼓搗解決辦法，結果是再一次戰爭。

　　對外的效果不理想，對內呢？

　　表面上看起來，美國通過一戰二戰，確立了國際領袖的地位，但在古典自由主義者看來，這種國際領袖的地位實在不是什麼好事。美國人為了這個國際領袖付出的代價是：不得不掏錢養活一個龐大的政府。

　　一戰以前的美國，是接近理想狀態的小政府。陸軍規模，尤其小得可憐。日後鼎鼎大名的艾森豪威爾、麥克阿瑟等人，那時只是夾著公文包坐公共汽車上下班的小軍官。沒有多少兵，自然也就沒有多少官。

　　每一次戰爭，都是政府大力膨脹的好機會。打仗了嘛，大家多交錢，政府多花錢；大家多聽話，政府多指揮；大家多犧牲，政府多擴張，當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一次次戰爭下來，美國政府也就尾大不掉，成長為今日的萬億級政府。這個大政府，自然不會只在國外軍事干涉，必定也要在國內大展宏圖。

　　若非胡佛-羅斯福在國內大展宏圖，就不會有曠日持久的經濟蕭條。如果沒有長期的經濟蕭條和隨後的貿易管制，德國法西斯上臺也就沒那麼容易。實際上，直接説美國通過外交和內政兩隻手，為德國法西斯創造了崛起的環境，也不算過分的抨擊。

　　這個世界上確實有許多邪惡的統治者。善良的人們都希望能有一個正義強大的世界警察把這些邪惡之輩痛快淋漓地掃除。美國看上去很像那個世界警察。但美國真有這個能力嗎？

　　看上去有，但實際上可能並沒有。即使勉力去做，也必將付出美國國內政治局面被重大損害的代價。

　　許多自由主義者都主張一個有限的小政府，但一個小政府怎麼可能擁有到全世界去伸張正義的軍事能力呢？那樣的事情，只有龐大的帝國政府才能做到。華盛頓總統告別演説中的一句話很少有人提及，其實至關重要：

　　我們應當珍惜政府的財力，因為這是力量和安全的重要源泉。保存財力的辦法之一是儘量少動用它，並維護和平以避免意外開支。

　　小政府，少花錢的政府，才能真正完成他們的應有職能——維護國內的安全和秩序，才能不成為侵犯公民自由的利維坦。

　　那麼，那些邪惡的傢伙，拿他們怎麼辦呢？實話説，我也不知道。或許，在全球推廣資本主義，進行自由貿易，才是治本之策。但治本之策卻又不能用來治標，當代的人都頗為不耐，更喜歡短平快的解決方案。

　　派出飛機，投下炸彈，就是短平快的解決方案。但結果到底會怎樣呢？誰知道呢？唯一明確的結果或許只是：政府將越來越大，公眾將付出更多的錢養活他們，並犧牲更多的自由。

　　或許，美帝國之前的另一個帝國——大英帝國，在這方面做得好一些。關於這個，以後另外再寫一篇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