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瑞生：異地高考改革，先向弱勢群體傾斜

　　異地高考問題研討了很多年，一直徘徊不前。此次兩會上，教育部表示，目前正在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進異地高考。相比此前表態，教育部此次無疑抓住了問題的核心。

　　為何這麼説？因為，去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研究制定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而教育部也多次表示，啟動相關辦法的調研，具體辦法由各地自行提出，審批後實行。但是去年12月公佈的一系列試點名單中，公眾驚訝的發現，山東、湖南、重慶被選定為“異地高考”試點區域。

　　如此試點可謂驢頭對馬嘴。山東湖南重慶都是人口輸出地，基本都是回鄉高考，異地高考考生從何而來？更何況即使試點成功，也沒有普遍意義。相反，萬眾期待的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卻遲遲不見動靜，甚至北大去年還針對北京籍學生大規模擴招，正可謂聲東擊西、圍魏救趙。

　　全國人大代表、教育部原副部長吳啟迪一語道破其中奧妙。“從教育部門看，考生在當地參加高考，技術上沒問題。但當地的利益就不是教育部能管得了的了。”説來，這也是“地方保護主義”在作怪。明擺著是既得利益群體不願意改變。

　　其實在全球化的今天，不準異地高考會造成對弱勢群體更大的戕害。北京上海的優秀或富裕考生，對外可以奔赴歐美發達國家“異地高考”，對內照樣享受本地“超國民待遇”。而京滬農民工哪怕交了幾十年的稅，甚至在小學初中階段交了10來萬的贊助費，高考時其子女照樣享受不到市民待遇。這種教育差距和機遇差別無疑是雙重的。

　　有人説，北京上海如果放開，大量異地考生都會擠去參加高考，對教育資源造成衝擊。我想，影響肯定是有的，但是在北上廣這樣“居大不易”的地方，即使都市白領也大喊自己是“孩奴”，沒有長期穩定工作的民工會單純為了“衝擊”去堅守城市？

　　更關鍵的是，教育公平本來就是全國全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本不應該有特區。當然現代教育的發展過程中，種種歧視難免存在。美國也曾對黑人、拉美裔、印第安人有過種種不公。直到1964年的“科爾曼報告”改變了一切。報告認為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會經濟平等，反過來也會影響社會經濟平等，從而把教育平等問題提高到改造社會的整體目標上。科爾曼的策略就是“為了平等的反向歧視”，即公共教育事業大幅度地先向弱勢人群傾斜。最終這一政策收到奇效，很快拉平了教育水平，“反向歧視”政策完成使命走入歷史。

　　這一反向思路值得借鑒。異地高考改革不能僅僅滿足於給弱勢群體一點點甜頭，這樣教育差距只會越拉越大，問題依然會存在，只有先向弱勢人群傾斜，才能填平鴻溝。(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