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柏林：衰而不敗的美國教育

    近日來，耶魯大學法學院蔡美兒教授《虎媽戰歌》一書，引發了一場關於中美教育差異的大爭論。包括《華爾街日報》、《時代週刊》在內，美國諸多媒體捲入了爭論漩渦。這場爭論，觸及了兩種文化最內核的一些東西，比如兩國家庭的育兒哲學差異，兩種教育體系對於學生的不同期待。而這個爭論的“大氣候”，則是美國人對教育體系深重的危機感。2010年末的國情咨文演説當中，美國總統奧巴馬甚至説這個年代是美國新一代的“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

　　美國教育的“斯普特尼克”時刻

　　斯普特尼克是蘇聯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放的人造衛星。這顆衛星上天之後，美國人深受刺激，覺得被蘇聯人搶了先，美國落伍了。這種恥辱感激發了美國後發制人的動力。這種刺激借助電視等現代傳播手段，深入到千家萬戶。我曾聽過電影《農民宇航員》(The Astronaut Farmer)的原型希克姆（Homer Hickam）繪聲繪色地描述斯普特尼克上天如何激發他和小夥伴們在自家院子研製火箭的故事，這讓我也對“斯普特尼克”造成的思維衝擊有了深刻印象。奧巴馬所言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指的是在教育領域的挫敗。放下如此重話，足見奧巴馬覺得美國的教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種挫折感的直接誘因，可能是在一些國際比賽當中，美國被其它國家甩到了後面。2010年，全球六十五個國家和地區五十萬學生參加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5100名來自上海的考生力撥頭籌，遠把美國考生甩在了後面。此考試之後，《紐約時報》引述裏根時代美國教育官員費恩（ Chester E. Finn Jr.）的話説，如果今日的上海考生能考出這等成績，到了2019年就會有十個中國城市能做出同樣成績來；到了2029年就會有五十個中國城市能做到這一點。而美國教育部長鄧肯也注意到了美國在這一考試中的落伍，説這應該是一“警鐘”。

　　美國教育的唱衰大合唱

　　在歷史上任何時候，一旦美國的全球領先地位在任何領域遇到挑戰，這種“教育危機”的呼聲就會此起彼伏，如蘇聯衛星上天、日本經濟騰飛、中國號稱崛起之時。説到底，國家的發展看的是人的能力和水平，而這一切都是離不開教育的。一旦出現國勢衰微的跡象，人們自然要去追究教育的責任。

　　此外，教育問題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故而也容易成為政客操縱的話題。沒有哪一次總統的選舉，候選人不把教育的話題拿出來大做文章。除了聯邦政府之外，各州也一樣時時在敲教育的警鐘。幾年前，我參加過一次西弗吉尼亞州的科技大會。在大會的主旨發言上，該州督學斯蒂夫佩恩博士（Steve Paine）不説技術，從頭到尾在説教育。他説他去了雲南一小學考察，去聽課，課上老師用投影儀打出授課的目的和學習內容，等等。然後大家開始了口語練習。他説這是中國的學校在積極地讓學生運動（kinetic learning）, 然後再借助圖像（投影儀）、聽説（聽説練習）等多種手段，把多個感官全部都調動了起來。這個五年級班上的一個小學生用英文跟他説：Dr. Paine, this is active learning!” （佩恩博士，這是主動學習。）或許這是當地教育部門為迎接外國官員考察，而提前做好了準備，不過佩恩博士所言，確實也反映了美國教育的一些弊病。比如他説美國的教育改革，開始強調學生的考試成績，由於考試成績決定教育經費、教師的聘任等重要因素，教育無可避免走向了應試教育。而應試教育最容易解決的技能，反而是低層次的技能，比如對書本知識的記憶。“中國本來是最重視應試教育的國家，但中國人現在正在強調學生的創造力、想像力這些，而這些更高層次的能力過去本是美國賴以強大的根本。”

　　而在民間，這種焦慮感更顯迫切。美國商界領袖鮑勃康普頓花了兩年時間，追蹤來自美國、中國、印度三所一流高中的六個中學生，並製作了一部極有爭議性的紀錄片《兩百萬分鐘》。紀錄片中，美國學生熱衷上臉譜網站、參加兄弟會、姐妹會等組織的花哨課外活動，中國的學生則在睡覺前看微積分的普及讀物。在高中階段大約兩百萬分鐘的時間內，中國和印度的學生花費在學習上的時間，遠超過美國高中學生。上文所述的佩恩博士也描述了雲南某高中學生的普通一天：大清早做早操，上午下午學習，晚上還上自習，而後回家，父母繼續督促他們做家庭作業。他説中國學生實在太用功，相對而言，包括他兒子在內的美國學生過於懶惰，成天玩耍。他的結論是，如此下去，美國的競爭力怎麼維持？康普頓是一位風險投資商人，他之所以“越界”關注起中、印、美國三國的高中教育，也是因為他看到了教育和美國競爭力之間的關聯。

　　在學界，質疑教育政策的聲音從來不絕於耳。特殊稟賦教育專家克萊格霍利、艾米霍利和埃達維娜彭達維斯教授就十分典型。他們覺得美國學校裏有一種“反智傾向”，比如過於重視情感教育，重視抽離了內容的“高等能力”，而蔑視打基礎的內容教育，試圖在脫離內容教學的“真空”裏培訓這些技能。

　　虎媽爭議出臺之後，我曾聯絡彭達維斯教授，想知道她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她回答説：“相對於嬌縱、容易的育兒哲學，我比較傾向於她（蔡美兒）的説法。當然，我們不能因為要求苛刻，使得教育成為缺乏興趣的純粹負擔。”她接著又稱，如果“要求過高”和“要求過低”之間，兩害相逢取其輕，她寧可要求過高一些。她説她去年一年作為教育顧問，走訪了很多西弗吉尼亞的學校，發覺這些年教師水平大有提高，可是教學內容過於簡單。

　　由於基礎階段內容簡單，很多美國高校甚至設有專門的課程，幫助剛進入大學的新生惡補本該在高中學會的知識或技能。筆者所在學校就有一個常設的“橋梁”項目（Bridge)，幫助剛入學的大學新生，填補教育的差距。我還遇到一個附近州立大學的教授，我説我們都是從事高等教育的，他説他的學校沒有什麼“高等教育”，而是在提供“全部教育”，言下之意是他們並沒有打好基礎，以至於很多東西要到大學裏重學。但換個角度去看，這也説明了美國高等教育之強。

　　為什麼美國教育“衰而不敗”？

　　和“垂而不死”的資本主義一樣，美國教育可以説在不斷的唱衰中“衰而不敗”，世界各國的學生還對美國趨之若鶩，整個教育體系內人才濟濟，很多學科走在世界前沿，這又是為什麼？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原因可能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聯邦政府重視教育。這種重視是多方面的。在2010年國情咨文的施政演説裏，奧巴馬用很大篇幅強調教育，比如在政策上，他提出“力爭上遊”（Race to the Top), 讓各州開展競賽，改進教學水平，提高教學質量。“力爭上遊”，有別於布什時代的“一個孩子都不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布什時代的改善教學質量懲罰因素比較多。不能落伍，不達標得不到聯邦資助。奧巴馬的做法雖然本質上未必就有太大差別，但是強調獎勵，希望重獎之下出勇夫，以提高教學質量。奧巴馬還從微觀層面，要求提高對學生的要求和期望。在改善學習風氣方面，他特意強調，不要讓小孩追捧橄欖球賽的超級碗，應該鼓勵在科學展覽上得勝的英雄。他希望大家尊重老師。他還舉例説韓國人把老師比作“建國者”，他希望社會給於老師足夠的尊重。

　　除此之外，美國各級政府的教育資源投入非常之大。各地的稅收很大一部分直接進入地方公立教育。各種各樣的政府教育基金多如牛毛，鼓勵學校、其它教育機構和個人申請，以改進教育質量。另外也有很多民間基金會大力扶持教育，其資金和實力之雄厚，有時候足以和政府的資助等量齊觀。

　　不過美國各級政府在提供教育資源投入的同時，並不過多干涉學校和學區的管理，而更多是希望通過獎懲機制，激發出教育的活力。而具體教育管理事務，則多交給教育機構和教育專業人士。

　　第二，注重實證研究。不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美國教育很多話題是學界某項調查研究引發的。媒體時不時會報道某某教育研究的結論，這樣學界的研究又會走向民間，促進教育方式方法的改變。

　　調查研究是美國教育衰而不敗的一大秘訣。筆者在美國教育學院就讀時，課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研究方法課，無論這是定量的、定性的還是混合型的研究。純粹“理念”式的研究似乎不被推崇。很多學刊的重點文章都是實證研究。我們的研究課老師十分強調一項研究設計得怎樣，有沒有內在的嚴謹和外在的可推廣性。

　　實證研究一方面能把驗證教育內容和方法的效果效率，另外一方面也能為決策提供紮實的依據，以至於各項教育政策和措施皆有據可依，不至於出現盲目的，“拍腦袋”的決策。

　　與之相比，國內包括一流學術期刊的文章，有很多是比較空洞的概念文章，缺乏實在的數據支持。中國的教育學者有很多更關注“面向21世紀的遠程教育”之類的“宏大話題”。中國教育正處在過渡期間，面臨多方面的改革需求，也有很多改進的項目在實施之中，這本身是一研究的富礦，但我很少看到有媒體刊載對某某中小學教育方法開展“田野研究”或實驗對比的報道，我相信這樣的研究會更有價值。

　　第三，注重獨立評估。美國教育評估本身是一門十分成熟的學科。一些教育項目是成是敗，不由項目實施者和主管機構決定，而多聘請第三方評估機構開展。這些評估本身也是一種教育研究，一些重大評估項目的負責人多為教育研究學者，而不是政府決策部門人員。由於機構相對獨立，評估相對客觀，也容易得到大眾認可，故而對教育影響很大。

　　由於評估項目在各個層面上，不時總結教育項目的成敗得失，一些不良的教育舉措會被及時糾偏，而不致遺禍深廣，最終積重難返。在國內，據我觀察，一項教育措施出臺後，比如教材的改革，總是一些話語激進的“公共知識分子”在輿論上吵翻天，好象沒教育學者什麼事。如果説美國學校有“反智傾向”的話，我們的社會更有，比如對於教育學者的普遍不信任，稱之為“磚家”、“叫獸”。這種輿論風氣千萬不能助長。不應用一些不負責任學者的錯誤，去一攬子否定掉學界所有人的水平和誠意。

　　第四，高等教育的卓越。如果説美國的基礎教育比較薄弱的話，美國的高等教育十分出色。在中國，中小學為應試，死命學習，到了大學反而馬虎。美國中小學比較“散漫”，讓兒童自由發展，到了大學階段，則要求嚴格。中國大學很多課程上，學生不過平時聽聽講，然後對付一下期末期中考試。美國高校很多課程十分繁重，一門課下來，大家除了期中期末考試之外，還有平時各種“項目”、報告、演示要完成，學業負擔十分沉重。高校基本上寬進嚴出。入學相對來説比較容易，但是讀出來很難，尤其是美國的博士項目，五年讀完算是好的，七年八年也是正常的。去年，《高等教育紀事報》發佈了全國研究院對5000個博士項目的一項評估，其中有個十分極端的例子，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分校的音樂博士學位，完成學位所需時間的“中間值為”16.3年。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樣的“嚴出”，也化解了一部分中小教育階段的教育“危機”。

　　但是僅有“嚴格”顯然還是不夠的，也需要重大的資源投入。我們知道，高等教育為非義務教育，高校在很多方面具有企業的一些特徵，但是高校“産業化”的趨勢總是受到質疑。學者丹尼爾?伍爾斯特和（Daniel E. Wueste)和泰迪?菲舍爾就曾撰文表示，不能把學生和老師的關係，簡化為一種“客戶服務”的關係，不要“把高等教育做成漢堡王”。

　　既然不能按照企業方式去經營，那麼高等教育的發展資源來自何方？其實，美國高等教育背後的一大“金主”其實還是美國政府。其資助方式包括直接撥款、基金撥款和給學生提供的各種低息貸款。美國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是驚人的。我目前還沒有找到美國去年年度高等教育投入的數字，但是根據美國教育部官員瑪莎康特爾在年年初的預計，美國政府2010年發放的各項教育基金、貸款、助學基金數額高達1300億美元。奧巴馬政府希望在2020年前，將美國人獲得大學文憑的比例從現在的40％提高到60％。

　　這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和大量的投資，甚至遭到了社會的質疑。 2010年，《福布斯》雜誌發佈了一篇唱反調的文章，説美國的高等教育投資過度（2010年8月30日刊），因為在2008－2018年間預計最高增長的職業裏，僅8％需要大學以上學位。而今一味強調大學學歷的做法，是把本該投入到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上的投資，濫用到了四年制大學，以至於産生了“拿著歷史碩士學位去修剪樹木”或是“數學本科生去修理鍋爐”的現象。這種異樣的聲音也很寶貴 ——有人這麼潑潑冷水，會給過熱發展降溫，不至於一窩蜂發展某一個領域的教育。言論渠道的暢通，也是整個社會系統善於自我總結、自我糾偏的一種表現。

　　以上只是我個人總結的幾點粗淺認識，相信其他觀察者會有更進一步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