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國GDP新戰略——讓人民幸福

　　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2月28日文章：中國GDP戰略：讓人民幸福

　　如同美國新一屆國會啟動一樣，中國全國人大會議將於本週開幕。人們一直在談論的一個話題是降低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率和給予人們更多幸福。其實溫家寶總理此前就披露説，政府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將GDP增長目標確定為7%，要低於上一個五年規劃。

　　給人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GDP增長難道不能給人民帶來幸福嗎？從近幾週來官方和非官方媒體著重討論的整體幸福和全民幸福的輿論來判斷，情況似乎是這樣，官方發出的信息也是如此。

　　首先，新華社發表一篇長文，論述了政府為何需要將人民生活和生活質量置於經濟快速增長之上。《經濟觀察報》也對不同城市和人群的“幸福”狀況進行了調查，深圳的中産階級似乎是最幸福的人群。引入注目的是，深圳所在的廣東省已經打出了“幸福廣東”的口號。

　　甚至像清華大學的胡鞍鋼這樣一些嚴肅的經濟學家都極力推崇“國民幸福指數”，即便這一指數是區區小王國不丹首先提出的。這一指數重復了“人類發展指數”中的某些概念。其觀點非常簡單，即經濟增長本身不同於發展，因為後者將諸如可持續性、環境保護、社會福利和社會平等一系列標準融合在一起。有人將中國長期存在的不協調狀況濃縮為四個字——“國富民窮”。那麼新的口號又是什麼呢？按照新華社的文章，至少可以是“國強民富”或“國民共富”。

　　地方須終結“GDP至上”思維

　　其實，“十二五”規劃的主旨是將重點從經濟增長轉向發展以人為本的經濟增長。因此，人們應當將當局在最後時刻強調的幸福和高質量增長這一主題視為與新的經濟發展規劃聯絡在一起的一個政治信號。但是，為實現這幸福目標，除了設計口號和關鍵詞之外，政府還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例如，關注一下某些省份提出的“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目標。

　　只有北京、廣東、浙江等幾個省市公佈的經濟增速目標為個位數。這顯然不是地方當局第一次對自己省份的經濟增長過於熱情。不過，這—次中央似乎向地方當局施加了壓力，要求它們同步將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結合起來。增加收入難道等同於增加消費嗎？未必，因為你還需要採取鼓勵措施，讓額外收入變成消費，而不是儲蓄。但是，把更多政府的錢放進老百姓的口袋裏肯定是有益的。不過，激活並加強入不敷出的社保系統同樣是重要的。

　　如今，如何才能讓地方政府採取行動，實施淡化GDP的方針呢？策略之一是改變政治激勵機制。將省級官員的提拔及其政治前途與經濟增長目標分離開來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取而代之的是，將環境可持續性、能源效率、收入和福利、教育和文化的推動放在與 GDP增長和就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中國是否能夠認真改變其某些政治激勵機制以實現其確立的經濟目標，對於“十二五”規劃能否成功實施至關重要。中國政府目前實際上正在表達它將終結 “GDP至上”的時代。但是，並非所有中國人都贊同或認為這是必須的。(作者美國智庫歐亞集團分析師達明馬)

　　提升幸福指數成重中之重

　　美國之音電臺網站2月28日文章：中國犧牲增長換取國民幸福？

　　中國一年一度的兩會召開在即。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中國將降低“十二五”期間的GDP增長目標，著力解決房價、物價、反腐、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民眾關小的問題。此前，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兩會報告和“十二五”規劃顯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數似乎成了各級政府未來五年執政的重中之重。但是，中國政府真的會犧牲增長換取國民幸福嗎？

　　預計今年兩會期間，如何提升國民的幸福度與經濟結構轉型和控制通脹一起，將成為討論的焦點。

　　此前召開的全國各地兩會顯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數似乎已經成為各級政府的共識，至少在文字記載的政府工作報告上是如此。例如，北京呼籲“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慶則宣佈要成為 “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溫家寶總理兩會前夕與中國網民的對話也顯示，民眾的福祉是政府重點關注的問題。他説，領導幹部的政績應該以人民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為最高標準，而不是以高樓大廈和項目作為最高標準。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似乎意識到高速發展的經濟並沒有為民眾帶來幸福，相反他們面臨著就業難、住房難、看病難以及社會不平等加劇等問題。

　　美國工商理事會高級研究員艾倫托納爾森説，高物價、收入分配不公、經濟轉型是中國政府目前面臨的三大經濟挑戰，其中城鄉收入差距加大將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數億農村人口與居住在大城市，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政府意識到這是導致社會和政治動蕩的一個潛在因素，以一種有效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仍是政府工作的重點”。

　　歐亞集團分析師達明—馬認為，幸福指數和提高增長質量是為了推動“十二五”規劃而制定的一個政治口號。他説：“我不是説他們不會達到這個目標，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們希望在更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就必須改變一些政治架構和政治制度來為經濟轉型鋪路，因為政治和經濟是聯絡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