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君：“馬上辦”的病根在“不馬上辦”

　　行政效率不高，就該從提高現有部門的工作效率入手，而非寄望于“疊床架屋”地新設一個“馬上就辦辦公室”。照此邏輯，如果“馬上就辦辦公室”也效率低下了，是否還要再設一個督促“馬上就辦辦公室”馬上就辦的辦公室？

　　有些事物之所以荒謬地在世間存在，或許就是因為它能反證世間存在另一些荒謬的事物。比如重慶秀山縣曾經成立的“禁操辦”——“禁止紅白喜事大操大辦辦公室”，就印證了當地大操大辦的風氣氾濫成災，而有關部門在此問題上捉襟見肘、疲於應付。最新的例子則是山東濟寧曲阜市政府掛牌設立了“馬上就辦辦公室”，據稱是為了倡樹“立説立行、馬上就辦”的工作理念，“提高行政效率，增強執行力和公信力”，卻引來眾多質疑之聲。

　　説實在話，“機關病”可謂“久治不愈”，“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推諉拖拉、敷衍塞責、效率低下……按説在這種背景下成立一個“馬上就辦辦公室”來“提高行政效率”，初衷美好，大家理應鼓掌歡迎才是，反被質疑似乎有點冤枉。但是，深入思考即可發現其背後的荒謬和諷刺。

　　成立“馬上就辦辦公室”，也就反證存在“不馬上辦”乃至“不辦”的現象，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反諷。交給這個機構的事情“馬上就辦”，別的部門辦事是不是就可以拖個一年半載？有些事情“馬上就辦”，是不是另外的事情就不用“馬上就辦”了？本來政府部門各司其職、各掌權柄，即便設置“馬上就辦”辦公室，也需會同相關部門辦理，或許能因一時強力推動而提高辦事效率，但這也同時增加了辦事環節，造成行政資源重復建設，與精簡機構的精神背道而馳。

　　再説了，提高行政效率乃“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題中之意，“馬上就辦”原本就是政府部門和機構的職責所在、分內之事，何以在履職不力的情況下，新設這麼一個機構，就“反敗為勝”地自詡為一種成績和榮耀呢？公權力面對民眾時，本應時刻秉承“馬上就辦”的行政倫理，而不是以偶爾“馬上就辦”時的雷厲風行來掩飾一貫的敷衍塞責、效率低下。這至多不過是一種糾錯實驗罷了，況且，即便是糾錯，也糾錯了方向。

　　英國學者帕金森曾通過“帕金森定律”揭示：通過增加新的人員或新的機構來提高組織效率的做法，反而會讓效率更低下。具體到此事來説，政府部門和機構行政效率不高，就該從提高現有部門的工作效率入手，優化制度設計、完善激勵和懲戒機制、樹立公僕意識等，而非寄望于“疊床架屋”地新設一個“馬上就辦辦公室”。這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罷了。照此邏輯，如果“馬上就辦辦公室”也效率低下了，是否還要再設一個督促“馬上就辦辦公室”馬上就辦的辦公室？如此，豈非陷入惡性循環？“馬上就辦辦公室”看起來是在提高行政效率，實則背道而馳，難啃的骨頭一口也沒咬，反而是在助長行政效率低下。看來，“馬上就辦”其實就是“不馬上辦”。

　　眼下，“避重就輕”幾成慣例，這類以“疊床架屋”、重復建設等治標之策來“顯示治本決心”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性騷擾女生本就是違法犯罪行為，有的地方教育部門仍出臺“嚴禁姦污猥褻女生”的規定；海關人員庇護走私本就違法，可有關部門的禁令中仍有“海關官員不得庇護走私”；挪用公款顯然違法，可某地還是發紅頭文件“嚴禁用公款打麻將”……這些“絮叨”的“重申”、“禁令”，除了證明原有的相關法規執行不力，自己又不想動真格之外，還有別的顯著作用嗎？説白了，都是不想“馬上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