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埃及開羅示威者只是籌碼？

　　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博士

　　這些借助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數量龐大的人群，有著五花八門的利益訴求和個人背景，但缺乏具有可操作性且協調一致的政治綱領，共享‘穆巴拉克下臺’這個簡單、抽象的符號。

　　穆巴拉克走了，有人是相當歡喜的：美國國務院21世紀治國方略項目已經發出郵件，希拉裏國務卿將於2011年2月15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主題演説，題為：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 Choices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奧巴馬總統則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説，稱從此將面臨一個“完全不同的埃及”；內賈德心情也很好，或許是某種巧合，這兩天德黑蘭也正好在慶祝伊斯蘭革命成功32週年，內賈德周邊的人群揮舞著埃及國旗慶祝伊朗革命的成功；埃及開羅和亞歷山大街頭就更加熱鬧了，就像過節一樣。

　　希拉裏、奧巴馬還有埃及街頭的人，公開的高興理由基本是同一個：穆巴拉克最終辭職，這是基於互聯網的革命，是人民力量的象徵；而且重要的是，這是一場“革命”。

　　不過也有人不那麼樂觀：前美國駐埃及大使Daniel Kurtzer，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Nathan Brown，安全與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中東項目組Jon B. Alterman就要審慎得多，他們的基本觀點大概可以概括為“穆巴拉克走了，埃及沒變”。因為穆巴拉克走時，把權力交給了埃及最高軍事委員會，截至目前，軍事委員會發佈的5條命令是：暫停議會；解散內閣；由軍事法庭領導埃及憲法法院；現任內閣將繼續留任，直至任命新內閣為止；中止憲法，解散議會。這顯然和所謂“民主”體制相距甚遠，所以Daniel Kurtzer等才會指出穆巴拉克辭職其實僅僅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而且還是比較容易的一步，後面的變革會“更難”。

　　之所以更難，因為直到目前為止，埃及所謂基於互聯網的由人民力量發動的“革命”，主要是通過“反對穆巴拉克”這個符號凝聚起來的。

　　其中埃及“革命”最主要的組織力量有三：

　　首先是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即“Kefaya”。這是一個2004年9月成立的鬆散聯盟，由來自埃及國內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人物在Wasat的基礎上建立。Wasat是1996年從穆斯林兄弟會分裂出來的一個組織，在1996年、1998年和2004年三次試圖將自己轉化為合法政黨失敗之後，開始轉而變成一個不具備特定意識形態的鬆散聯盟。這個聯盟最大的特長是擅長利用網絡進行政治動員。

　　其次是由支持2008年4月6日罷工産生的“四月六日運動”組織，這是一個在埃及中下層以及工人裏擁有強大動員能力，但被美國駐埃及使館評價為“過於理想化”的組織。

　　第三是由2010年6月埃及青年賽義德在亞歷山大被警察毆打致死刺激産生的網絡組織“我們都是賽義德”，建立這個公共主頁的主要是包括谷歌公司中東地區市場經理Ghonim在內的四個人，但很快與此前埃及長期存在的以反對警察濫用職權與酷刑的各類組織成員匯聚並快速發展。最初組織策劃2011年1月25日遊行的，就是這個組織，其初衷是在埃及國家假日“警察日”通過示威展示對警察的不滿。後來變成“穆巴拉克下臺”的訴求，則完全是受突尼斯局勢突變的“衝擊”，事先並無週密計劃。

　　這些借助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數量龐大的人群，有著五花八門的利益訴求和個人背景，但缺乏具有可操作性且協調一致的政治綱領，共享“穆巴拉克下臺”這個簡單、抽象的符號。這種特點，最終使得這些人群在本質上成為了籌碼和外殼，讓埃及政府內部不滿穆巴拉克長期壟斷最高權力的政治精英獲得了額外的優勢地位，甚至能夠將某種形式的“政變”洗白成為“革命”。

　　2月11日穆巴拉克離開了開羅，辭去了總統職務，讓軍隊接管了政權。到目前為止，上述三個遊行組織者還沒有對自身下一步的行動提出明確的計劃。

　　此次埃及“革命”的關鍵點之一，發生在1月28日下午4點，綜合《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的報道，當時穆巴拉克政府下令警察使用實彈鎮壓抗議，但內政部長艾德利的最高副官拉姆吉將軍拒絕執行命令；隨後的事情是當穆巴拉克試圖用陸軍取代警察進行壓制時，艾德利下令撤回“所有”警察，從而使得示威者在開羅街頭得到4個小時左右的“空窗期”，這極大地鼓舞了士氣。

　　就目前已有的資料看，看不出互聯網或者人民力量發揮了什麼神奇的作用影響了艾德利，以及穆巴拉克政府的將軍們。再參考一下此後軍隊上街之後的諸多表現，導致穆巴拉克下臺的是一次基於互聯網的人民力量的革命，還是一次在網絡革命泡沫掩蓋下的“政變”抑或者“叛亂”，恐怕還在兩可之間。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要“革命”的話，穆巴拉克走了之後，“革命”才剛剛開始。無論最後的結局是什麼，這都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案例，諸多理論、政策、言論，都會逐漸在事實面前，得到有效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