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如何看待少林寺的現代生存

    無論是“深山藏古寺，碧溪鎖少林”，還是“日出嵩山坳，晨鐘驚飛鳥”，少林寺的“公眾形象”，早已截然不同。近日，又有消息傳出，這座千年古剎、禪宗聖地，在柏林、倫敦等地辦了40多家公司。消息一齣，眾議譁然。

　　爭論的焦點，其實並不在“國際化”：如果是出國弘法，質疑估計也就蕩然無存。新的新聞，背後仍是老的問題：少林寺是否已為市場邏輯所左右，信仰是否應靠商業營銷獲取話語權？而這些，也正是所謂“少林寺現象”引來的一輪又一輪爭議中共同的主題。

　　公眾心目中的佛教寺院，往往是這樣一幅圖景：遠離凡塵，香煙繚繞，晨鐘暮鼓，清心寡欲。這也是必然，寺廟除了是出家人的清修之所，也承擔著實現凈化、安慰等宗教的心理和倫理功能。

　　不過，這樣的認知同樣需要反省：我們是不是把從各種文化傳奇、文學作品中汲取來的認識，當成了一種普遍的想象，強加給了現代社會中的寺院？畢竟，武當不一定有狂道，青城不一定有隱俠，金庸筆下連掃地僧都高深莫測的少林寺，也從來就不曾在現實生活中存在過。

　　當方丈成為CEO，當寺院註冊成公司，當少林成為商標……我們發現，處身河南的少林寺，與處身《天龍八部》的少林寺，何其相異！而少林寺的爭議，正存在於這樣一種想象的圖景、認同的模式與一個寺院的現實選擇之間的“對撞”中。滿足了社會想象，卻不一定能滿足一個宗教實體甚至一種宗教本身的發展，這正是矛盾所在。

　　更重要的是，這樣來源曖昧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佛寺乃至佛教的發展。如果在遠不同於小説的現實世界中，仍然要求寺院處於深山老林、居於社會邊緣，無緣於世事、無視于社會，最終的結果，可能只能是“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了。

　　拋開寺院生存的現實選擇，拋開政府、地方與僧團的種種利益博弈，我們對佛寺、佛教的認同，難道不也需要與時俱進的更新嗎？而小到一個寺院、大到整個教界，難道不也需要獲取更為積極的公眾形象和社會認同嗎？在這個意義上來説，少林寺的選擇，未嘗不是新的時代條件下佛寺、佛教生存發展的一種“策略”。

　　經過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某種程度上的斷裂，經過上百年來各種信仰、思潮的激蕩和變遷，經過近30多年來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深度衝擊，作為一種古老的、中國化的宗教信仰，佛教的發展、佛法的弘揚，確實需要探索一條適應時代變遷的進路。進行這樣探索的，不僅有少林寺。比如，台灣聖嚴法師創建的農禪寺，有禪訓班、禪坐會等面向大眾的弘法活動；遼寧海城大悲寺，僧人每年農曆八月十五開始行腳，行腳途中托缽乞食，沒有功德箱，每月兩場佛事，不收取任何費用。這些，都應該説是當世佛教的多元化探索。

　　而少林寺，也不過是其中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少林寺也是在社會中、大眾中，構建著一種新型的認同方式。讓宗教超越神秘主義的層面，讓信仰得到超越個體的認同，使信仰得以在現代社會行為方式之中被表達，這或許也給佛教的信仰方式，帶來了某種“現代性”與“公共性”。

　　這並非為少林寺辯護，少林寺的做法，仍有其值得商榷之處。社會學家杜爾凱姆認為，宗教現象是把事物劃為“世俗的”和“神聖的”兩類，而寺院必然屬於後者，只有超越於世俗之上，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如何處理好這種“世俗性”和“神聖性”之間的關係，或許是少林寺在探索之路上繼續前行的關鍵所在。這表面上是寺院經營方式的問題，本質上則是寺院存在的基本“合法性”問題：是以贏利為目的還是以弘揚佛法為目的，是以提供服務為目的還是以修煉信仰為目的。這樣的回答，雖然不一定會影響到一種宗教的興衰，但與一個寺院的命運，卻可謂息息相關。

　　或許，不僅僅是少林寺，整個中國的傳統文化，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如儒家學説，如中醫理論，如天人思想。正因為這是一個傳統如何在現代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少林寺現象”才有更大的思想開度和討論空間，也才應該成為一個不斷持續、不斷澄清、不斷在辯論中求得共識的大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