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治堵”出師未捷，“添堵”蜂擁而至

作者：知風

    傳聞北京將限牌治堵。“對於限牌令，大部分車主都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一位車主説，他聽一個在車管所的朋友説了，限牌令是真的。車主李先生説，他身邊的朋友，10個有8個近期都買了新車。”（12月23日《新京報》）

    看到“限牌令”，聯想到“限購令”，同樣在北京，房山長陽綠地花都苑推出700多套房源，均價1.7萬元/平米，購房者在售樓處搭建的臨時帳篷通宵等候，“限購令”之下又現“日光盤”。不管是交通“治堵”，還是房價“調控”，都是有關百姓切身利益的好事，為何總是事與願違，不但沒有得到社會的積極相應，反而遭到民眾逆向互動？這應該是值得相關政府部門深思的。

    儘管“限牌令”尚未得到官方證實，但對於“限牌令”，大部分車主都是寧可信其有。未經官方發佈的“政令”，應該屬於謠言，而這樣的“謠言”讓車主李先生身邊的朋友“10個有8個近期都買了新車”，我估計“張先生”、“王先生”身邊的朋友也會聞風而動的。用常識來判斷，用“限牌令”緩解交通擁堵，無疑是因噎廢食，為什麼這些人還對“限牌令”寧可信其有？如果政府部門對此感到始料不及，那麼民眾的反應似乎是情有可原的。

    人們對事物的判斷，很大程度上基於常識，在人們的常識中，除了社會公認的法律法規外，更多的則是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經驗。這些經驗雖然在社會現實中屢試不爽，但不一定符合客觀規律，甚至與法律和道德相悖。就如對房地産市場前景的預計，連一些知名經濟評論人也看走了眼。因此，社會現實帶給人們的生活體驗，形成了對政府部門出臺的新政先入為主的疑慮，預先的風險規避取代了響應的良性互動。這種急於趨利避害的傾向，必然導致由恐慌引起的急躁。通宵等候買房和趕在年前上車牌，無不包含了對相關政策前景不明的擔憂。

    一大批“趕在年前把牌照上了”的新增車輛，無疑會給正在“治堵”的北京添堵，即使“限牌令”是“謠言”，但因人們對“治堵”措施擔憂，將造成新的交通壓力已成不爭事實，就像房地産市場在“限購令”之下出現“日光盤”一樣，貌視一個吊詭的現象，其實質上與政府在宏觀發展規劃上的急功近利，和後期調控措手不及分不開的。房地産市場造成的社會問題和新增車輛引起的交通擁堵，都和城市化建設速度有關，暴露出了建設規劃上的顧此失彼，而當出現問題時，只能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措施。政策的前瞻性和可行性經不起實踐的檢驗，一步失控，步步被動。對此實情，如果相關有識之士能從專業角度加以分析的話，老百姓就只能從切身體驗中感到對生活預期的擔心。

    就被“謠言”催生的“有車一族”而言，未必都是在正常生活現狀下急於購車的主，同樣，在售樓處搭建臨時帳篷通宵等候買房的，也不一定是居住狀況很糟的人，催促這部分人購房買車的，就是他們無法預期生活前景，甚至是不大看好。更何況，人們從政府的相關調控政策中，看到了無奈和軟弱，也看到了因顧此失彼給部分社會群體利益帶來的損害。那些通宵排隊購房上車牌的人，會不會從限制外地人在北京購房買車的信息裏，看到了政府調控措施的顧此失彼？會不會因限制外地人在北京購房買車遭到輿論詬病後，又因“治堵”勢在必行，從體現平等上對北京市民“一視同仁”？

    “治堵”出師未捷，“添堵”蜂擁而至，這不但給交通添堵，更可能讓相關政府部門心堵。但一個從道理上講對城市環境有利的舉措，為何遭到民眾的逆向互動，相關政府部門是不是應該從中看到政策上的缺陷，是不是更應該從制定政策的科學性、政府行為的誠信度上找到差距。如果政府出臺新政策，民眾一呼百應，那該是多麼美好和諧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