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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蘭考悲劇，袁厲害的行為充滿爭議，有人對她的善舉抱之讚美和惋惜，有人則認為她明顯超出自身能力的“收養”才釀成了悲劇。而當地民政部門，一面承認袁厲害“收養”不合理、不合法，一面又默許了袁厲害多年來的“收養”行為，沒有盡到公共服務的責任。

二十多年前，當袁厲害撿到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到底是收養還是寄養，我們姑且不從模糊的法律層面去探討，從社會層面看，她的行為只能算個體行為，類似的撫養可能發生在社會很多角落，因為這種行為最初並沒有政府和社會其他組織參與的成分。而當第二個、第三個、第一百個孩子被袁厲害撫養之後，袁厲害面臨著諸多的撫養困難，而據新聞報道，當地的民政部門和社會福利機構也就此與她有過交涉，事情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在蘭考當地沒有福利機構的情況下，袁厲害其實已經承擔了福利院等公共服務機構的職能，對於她來説，“收養”孩子其實已經屬於我們通常説的個體參與社會公共事物的範疇了。

個體參與社會公共事物是被肯定的現代社會理念。法國社會學家托克維爾認為，“恰當理解的自我利益”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意即促進他人利益和自我利益的同時增長，是現代社會公民精神的表現。個體參與公共事務，對中國這樣的轉型社會來説，對於培養個體自由意識、獨立意志和社會進步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在通過公民參與公共事故，指正、彌補公權力在公共服務上的缺位實現的。

但是，社會個體參與公共事務是存在著界限的，既然個體參與有必要性，這種界限顯然不是能與不能的分別，而是包括參與程度、介入時機、退出機制等複雜的衡量標準。蘭考袁厲害的撫養行為之所以存在情、理、法的爭議以及當地相關部門權責的糾結，實質在於個人承擔這種社會撫養事物時，各方對於什麼是邊界，以及是否要遵守邊界，如何遵守邊界，都處於一種近乎無意識和缺乏思考的狀態。

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政府和站出來的個體需要厘清這種邊界。蘭考悲劇發生，要反思政府相關部門未能履行應盡責任，但社會依然需要袁厲害這樣的善心人，另一方面，袁厲害的行為既要被約束，又要被保障。

理清邊界，法律是最好的參照係，而現有的《收養法》等法律規定，對袁厲害收養是否違法的確認是一種搖擺的態勢，某些邊界袁厲害已經越過，比如法律對撫養能力的規定，有些邊界又厘不清，比如撫養棄嬰不受數量限制，以及收養和寄養判斷帶來的合法性的差異。

故而，現有法律邊界的整體模糊性，成體系的“兒童福利法”等法律的缺失，讓合法部分與非法部分難以從整體上區分，導致了蘭考涉事個體和政府雙方都要承擔不良後果的責任。而厘清邊界，由於袁厲害這樣的參與個體一般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法律參照的預設理念，更需要圍繞他們。這樣，袁厲害可以收養孩子，法律設置好相關評估標準，當袁厲害面臨無力解決的問題時，民政部門在此次時認識到袁厲害已經達到邊界，政府來阻止袁厲害越位，並補上缺位。

如果蘭考悲劇更多地只是反面教材，更為顯著的案例是由鄧飛等人發起“免費午餐”。由個人倡議、群體行動到政府介入，鄧飛坦言：“實際上我們一開始去做的目的也是要推動政府介入，大規模的改變，單靠民間捐款是不可能完成的。只能通過財政資金，只有依靠政府。”同時，鄧飛也強調：“國家接手不意味著我們就不作為了，我們可以承擔監督的角色，並把經驗做成參考的模型推薦。”

可以看到，“免費午餐”行動發展歷程中，個體參與公共事務的界限被相對明確地厘清了，政府在社會組織做出成功探索後順勢介入，同時個體繼續做出恰當貢獻。這是各方對邊界較為恰當的處理。

把理性的邊界作為公序良俗，個體在參與公共事務中與政府默契中達到平衡，自然不會出現有時表彰袁厲害的愛心，有時又批評她不合法的荒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