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改革、轉型、創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特約評論員李佐軍

  中國經濟在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後,像先行國家曾經經歷過的那樣,開始進入增速換擋期。與以往的週期性波動有所不同,這次增速放緩具有三個新的特點:一是持續時間比較長,從2010年以來已持續了5年,若從國際經濟危機前的高點2007年算起,則已持續了8年,而且目前還在探底的過程中;二是下降幅度較大,從2010年的GDP增速10.4%下降到2014年的7.4%,若從國際經濟危機前的高點2007年算起,則從14.2%下降到2014年的7.4%;三是經濟探底後可能難以回復到原來的高度。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筆者認為,這有其必然性,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既有短期因素,也有中長期因素,既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既有國內因素,也有國際因素。下面主要從中長期因素和短期因素角度進行分析,將其他維度因素融入其中進行分析。

  從中長期因素來看。第一,人口因素。國家統計公報顯示,2011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4.4%,比2010年微降0.1個百分點,總撫養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為74.1%,較2011年繼續下降0.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開始出現。第二,資源因素。近年來,中國的資源能源消耗過快,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第三,環境因素。環境污染和污染治理會影響經濟增長。第四,發展階段因素。對GDP增長貢獻較大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重化工業已呈頹勢,表明重化工業階段上半場正在過去,煤炭、化工、鋼鐵、有色等重化工行業近年來的銷售利潤率大幅下滑,明顯低於工業企業的平均銷售利潤率,從國際經驗和長期趨勢看,這些行業的需求歷史峰值已過去。2013年建築、煤炭、鋼鐵、電氣等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速明顯低於固定資産投資累計同比增速。冶金、電力、煤炭、建材、石油、化工等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已過峰值期,今後將逐步回落。第五,改革難度因素。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容易改的都基本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需要動既得利益了,這就會遇到較大的阻力,改革的動力不如以前大了,改革的難度則加大了。第六,基數因素。2014年中國的GDP總量已達到63.6萬億元,已多年穩居世界第二,基數已經很高了。在高基數上再像以前那樣高速增長不太可能了。

  從短期因素來看。第一,投資因素。多年來,中國經濟對投資高度依賴,進入新世紀後投資率不斷攀升,2003年達到47%,2006年達到52.3%,2009年達到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別達到69.5%、66%、72%、78.5%,近5年來維持在65%以上,大大超過了警戒線。但投資效率較低,1978-2010年中國的資本産出比為3.92,美國1965-2010年的資本産出比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資本産出比為14.69。投資對GDP增速的貢獻率已從2010年的54.8%下降到2014年的48.5%。第二,消費因素。中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從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0年的47%,再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34%,再持續下降到2012年的29%。而2011年美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達到70%,比中國高出一倍以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自2010年以來持續下降,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一季度分別為18.4%、17.1%、14.3%、13.1%、12.0%、10.6%。第三,出口因素。由於2008年來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加之國內“高成本時代”的悄然到來,以及人民幣持續升值,使得中國産品出口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出口同比增長持續下降,從2010年的31.3%,下降到2012年的7.9%,再下降到2015年一季度的4.9%。第四,政策因素。2008年後的幾年,為了應對國際經濟危機,中國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也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和後遺症,現已進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消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影響經濟增長。在重塑地方政府的考核導向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增長。

  在這種形勢下,一方面要認清其必然性,不必過於憂慮和驚慌;另一方面,要通過改革、轉型、創新等培育新的增長點,促進經濟儘快向健康、可持續的新常態過渡。(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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