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信訪是底線

特約評論員鄧海建

　　一邊勾連律師和當事人家屬，一邊糾集“訪民”，為達到向法院施壓影響審判結果的目的，通過街頭聚眾舉牌、打橫幅、喊口號等方式大肆製造影響，嚴重擾亂社會公共秩序，並實時拍照發到境內外網站進行炒作，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日前，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劉建軍等人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山東省濰坊市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6月21日新華網）

　　拿人錢財，替人“站臺”——這就是“職業訪民”的真實嘴臉，真相令人瞠目。在這條産業鏈上，有律師接單攬活兒、有“訪民”現場鬧事、有“經紀人”幕後指揮……説白了，這不過是以“上訪”和“維權”為名，行施壓有關部門之實的違法犯罪鏈條。

　　信訪淪為“鬧訪”，輿論壓力成為工具，司法成為被要挾勒索的對象。如果説此前少數地方的“截訪”是公權力濫用的積弊，那麼，“職業訪民”則是私力救濟路上的黑勢力。惡就是惡，並不會因窮人或富人等身份標簽而有絲毫差別。不難想象，如果放任“職業訪民”及其背後的生意氾濫開去，那麼，最終受害的是真正的弱勢者，是司法公平正義的底線。道理並不複雜，因為有錢的可以請“職業訪民”製造聲勢；而沒錢的，只能在這種虛張的聲勢中淪為“沉默的聲音”。

　　憲法規定的五種訴願權利，即批評權、建議權、申訴權、檢舉權、控告權，從某種意義上均可視為信訪權的憲法淵源。法理而言，“無救濟即無權利”。“在我國法制尚未十分健全、公民各項權利還可能得不到天衣無縫的保障的語境下，信訪制度的存在，可以彌補行政復議、司法救濟等各種渠道之不足，更好地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正因如此，2005年頒佈施行的《信訪條例》第一條即規定，制度初衷是“為了保持各級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絡，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維護信訪秩序”。國家信訪局最新制定的《信訪事項辦理群眾滿意度評價工作辦法》也已于2015年1月1日起實施，《辦法》首次將群眾滿意度評價納入信訪工作考核。具體到實踐中，信訪的大門也越來越敞亮。譬如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於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中提及，自2014年開通全國遠程視頻接訪系統以來，最高法接談4548人次。

　　不過，這些年來，各種“信訪不信法”的案例也不鮮見。有裸體鬧訪的，有堵門纏訪的……各種聲勢浩大的“職業訪民”把司法機關及公權部門的辦公場所當做了作秀的舞臺。拍照拍視頻、玩行為藝術，在境內外媒體的“刷屏”中將行動兌現為關注力、又將關注力折現為倒逼司法判決的畸形壓力。結果，一些無理取鬧的涉法涉訴“信訪”將訴訟程序內的問題通過程序外途徑解決，致使司法活動的“人治”色彩嚴重，進而異化了公眾“信訪不信法”的錯誤認知。用業內的話説，“這既是對司法公正和效率價值的違背，也損害了法律權威和司法公信力。”因此，在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臺關於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強調不能因輿論炒作、當事人及其親屬鬧訪和“限時破案”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裁判和決定。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於訪民來説，依法信訪是底線。這當然有賴於司法部門解決好“入口問題”、“程序空轉問題”、“司法權威問題”，但也得仰仗每個公民在法律維度內表達訴求、捍衛權益。對於公共輿論來説，翟岩民劉建軍案件也再次説明一個老理：標簽式思維該改改了，不是所有號稱“訪民”的人都是被欺辱的弱勢者，也不是每一次你親眼所見的“群情激奮”就是公意的聲音。網絡上有水軍，訪民中亦有“水貨”。

　　司法當有底氣與能力將訪民中的害群之馬繩之以法，而對於蟄伏在訪民中的“職業選手”，恐怕也當懸崖勒馬，以此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