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院公開狀況考驗司法公開成色

特約評論員王琳

　　1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首席大法官周強，向200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報告工作。近萬字的報告在18頁正文之外，還有32頁的附件，圖表、曲線、二維碼圖文並茂。據稱這份報告歷經28次修改，媒體直呼：最高法院也“蠻拼的”。

　　從過去一年最高法院的工作來看，推動平冤糾錯、推進司法公開堪稱重點。平冤糾錯的背後是血淚的教訓，稱之“政績”不合邏輯，首席大法官也在報告中反思“對呼格等錯案十分痛心”。而司法公開確讓不少關心中國司法進程的民眾眼前一亮。

　　去年，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世界最大的裁判文書網、執行信息公開網三大公開平臺先後建成並啟用。中國法院在去年一年進行視頻直播的庭審已達8萬次。此外，有629.4萬份裁判文書上網公佈，110萬例“老賴”信息被發佈。

　　司法信息為什麼要公開，而且要全面、及時、有效公開？在法制恢復重建之初，“司法神秘主義”曾在中國法律界佔了主流。支持這一論調者，除了有現實層面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把控説之外，他們也常常借助西方幾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的材料來證明法官應“離群索居”、遠離輿論。殊不知，在當下這個自媒體時代，源於西方的司法神秘主義也在加速消退。法官的權力壟斷、知識壟斷、信息壟斷都被打開了缺口，以“神秘”來強化司法權威的傳統路徑已然坍塌。

　　我曾在《當司法公開遭遇“自媒體時代”》一文中指出：轉型中國較之西方更大的問題在於，我們的法院是在司法權威還未樹立的情況下，就一頭撞上了眾聲喧嘩的信息時代。中國的各級法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將不得不堅持兩手抓：一手以個案公正來加快提升司法公信，一手以信息公開來滿足民眾在知情權上的需求。

　　尤其是，中國的法院系統還屢受地方保護和部門保護的不當干擾。及時、充分的信息公開其實也是抵抗外來干擾的不二法器。換言之，司法公開並不是基於“主動佔領輿論場”或“應對法院輿情危機”的需要，而是促進司法公正與樹立司法公信的需要。

　　在新一輪的司法改革中，用“搶眼”來形容法院的司法公開一點也不為過。司法公開被寄望于通過引入“陽光”來倒逼司法公正。有了如此之多實實在在的變化，認同是第一位的。

　　全國法院系統在司法公開上雖然“蠻拼的”，但這並不表示司法公開就已“大功告成”。公開的目的，是要倒逼司法公正。最高法院在司法公開上的積極推進和率先垂范，為各級法院提供了可參照的樣本，但各級法院，尤其是各基層法院在響應司法公開上仍然參差有別。而根據級別管轄的相關規定，最高法院受理並直接審理的個案，並不多。最高法院周強院長在報告中所列舉的十余宗個案，大多來自高級法院及以下各級法院。

　　正因為基層法院承載著絕大多數的案件裁判工作，民眾對司法公正的關切、對公平正義的期待，主要也落在基層法院。近年來引發眾聲喧嘩的司法輿論危機事件，基本都發生在基層法院。而基層法院的司法公開狀況，在很大程度上仍與該院“一把手”的重視程度最相關。這樣的佐證俯手可拾。如果司法公開不能覆蓋到全部基層法院，“以公開促公正”的制度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最高法院司改辦主任賀小榮“兩會”期間透露，最高法接下來將重點推進中西部地區司法公開的力度和廣度，拓展中西部法院的司法公開的範圍。應當説，這一決策堅持了“問題導向”，很有必要。中國是個法制統一的國家，最高法院為司法公開搭建了諸多平臺，但如果缺了中西部法院的積極參與，冠以“全國”之名的公開平臺恐將徒有其名。落後和貧困不應成為司法公開的障礙，決心是否堅定才是司法公開全覆蓋的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