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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把謙卑作為觀察世界的方式

發佈時間:2012年10月25日 11:46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解放日報 | 手機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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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屬於中國作家莫言。與莫言交往十餘年,我有幸編輯出版過他的許多作品,包括他最近的長篇小説《蛙》,因此特別為他感到驕傲。

  我初次見到莫言是在1998年3月。那時,我趁到北京出差的機會,登門拜訪了才四十歲出頭的作家莫言。我住在國際飯店旁邊裝修簡陋的國家旅行社招待所裏。雖然當時季節已是春天,但北京街頭依然刮著料峭、刺膚的冷風。在給莫言打電話之前,我忐忑不安地想,寫出 《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酒國》等傑出作品的作家莫言願意抽出寶貴的時間,接見我這個突然冒出來的無名之輩嗎。但想到自己是那麼推崇他的《酒國》,那麼欽佩他在《天堂蒜薹之歌》裏所表現的作家的良知和勇氣,我還是鼓足勇氣撥通了莫言家的電話。讓我感到欣喜的是,莫言聽了我的自我介紹後,絲毫沒有擺大作家的架子,跟我約好時間,讓我到他家裏去。而且細心的莫言還詳細講了到他家去的路線。

  在莫言家的客廳裏,一開始我還真有點緊張,因為這畢竟是我第一次面對面地坐在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中國小説家面前。但莫言身上的謙和氣質很快就消除了我的緊張。記憶中,我們一邊喝著莫言親自泡的茶,一邊談了很多文學方面的問題。我們談到《豐乳肥臀》,談到日本譯者在翻譯這部洋洋大作時會碰到的語言難題;談到塞爾維亞作家帕維奇的奇書《哈扎爾辭典》,談到莫言五年前出版的不被評論家關注的《酒國》;談到鄉村的苦難和現實的複雜,等等。不知不覺中,時間過去了近兩個小時。我實在不好意思再浪費莫言的時間,就起身準備告辭。這時候,莫言令我非常感動地説他很受啟發,而且贈送了我一條他家鄉生産的香煙。我很清楚,我那些書獃子氣十足的談話除了浪費莫言的時間,不會對他有任何用處。但這就是莫言,懷有純樸、謙卑之心的作家莫言。

  那次見面之後,我每年都有幸見到莫言幾次,或者在北京,或者在上海。隨著見面次數的增多和對他的作品的不斷閱讀,他身上那種非凡的謙卑品格也使我感受愈深。他具有令人驚嘆的旺盛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在當今世界文學中也屬鶴立雞群,堪與君特格拉斯和拉什迪那樣的大師相媲比。他所創造的文學王國是那麼豐富,那麼無邊無際,一個人若想對其做出某種概括,一定會陷入窘迫尷尬的境地。但是作為一位知名作家,他從不把自己擺在高於平民大眾的位置上。他經常謙遜地説自己是一個農民,雖然他所讀過的書不比任何號稱讀了萬卷書的人少,他對文學的見解也不比任何誇誇其談的理論家遜色。我想,這恐怕是與莫言出生於純樸的農民家庭,對鄉村現實具有豐厚的感性認識有關。

  對莫言來説,謙卑不僅僅是一種美德或姿態。我發現,自覺的謙卑使他獲得了一種觀察現實和世界的方式。而且,他把這種謙卑意識滲透進了他的所有寫作之中。無論是在他的小説作品還是散文作品中,那種文縐縐的中産階級知識分子式的精英意識是不存在的。自覺的謙卑使他不再需要故弄玄虛的文字遊戲,而是把寫作的根須直接扎入肥沃的民間土壤。在閱讀他的作品的過程中,一種類近民間説唱文學的鮮亮節奏和音響效果會強烈地衝擊讀者的內在聽覺,使你生出仿佛不是在閱讀,而是在傾聽的驚奇感受。可以説,他的寫作是一種純粹平民化的寫作;他那色彩濃烈的語言文字洋溢著源自民間語言的誇張、幽默和勃勃生機,無處不體現出一個平民知識分子的視角和觀點。

  在每次和莫言見面的愉快過程中,莫言都會用他那獨具幽默的語言講幾個來自北方鄉村的傳説故事。那是他旺盛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我記得,1999年底在上海的一家餐館,莫言講了一個貓精和窮光棍漢張三的詼諧故事。這個故事在莫言的家鄉山東廣泛流傳著,他的小説《貓事薈萃》也曾寫過這個故事。莫言把這個故事所包含的狂歡與諧謔講得繪聲繪色,使我們當時在座的幾個朋友無不嘆服他對民間資源的熟悉。其實,這正是把自覺的謙卑作為觀察世界的方式的莫言的獨到之處。

  在2001年出版的長篇小説《檀香刑》裏,莫言有意識地把他的寫作大踏步地撤向了民間,特別是融入了民間説唱藝術的精髓,把小説演變成一部訴諸聲音、可以用耳朵閱讀的神品妙構。在我看來,這是莫言對近代以來大面積影響中國文學的西方中産階級知識分子寫作的有力抵制。雖然在這部十足本土化的小説裏不乏魔幻現實主義的描寫,但這就是我們真實的民間,這就是我們真實的現實。《檀香刑》之後,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莫言一鼓作氣創作了三部重量級長篇小説《四十一炮》、《生死疲勞》和《蛙》。在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在發佈莫言獲獎消息時,提到的莫言五部長篇小説中有三部是他在這十年中出版的:《檀香刑》、《生死疲勞》和《蛙》。其中,《生死疲勞》堪稱是莫言在藝術上向中國古典章回體小説和民間敘事的偉大傳統致敬的巨制,關於生命的六道輪迴想象支撐起這座氣勢宏大的文學建築;這部小説充分雜糅了民間想象與傳統説書的精氣,用氣勢如虹的文筆寫出了半個世紀中國歷史的殘酷與荒誕,再現了農民的苦難和鄉村社會的變遷。而《蛙》則在把人物放在內地計劃生育大歷史背景中的同時,將筆觸深入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卑微、尷尬、糾結、矛盾的靈魂世界,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説是莫言對自己做了一次靈魂剖析。在反省歷史和現實時,莫言的態度就是他人有罪、自己也有罪,作家應該勇於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

  不過,在我的認識中,謙卑的莫言實際上是非常自信的,內心堅定的,外界的紛擾和強力一般都難以動搖他的內心獨立。在文學上,植根于豐厚的民間使得他面對任何一位文學大師也不會産生自愧弗如的感覺。 2000年,他在美國加州大學演講時,曾經信心十足地説:“福克納大叔,我來了!”而不是諸如“福克納大師,向你致敬”之類的話語。我們完全可以聽出莫言話語中所帶出的自豪感。但他絕沒有任何對前輩大師輕視或不恭敬的意思。在他那“福克納老頭”、“福克納大叔”式的親切稱呼中,包含的是他對前輩大師寫作秘密的發現的驚喜和興奮,是他對自己寫作的坦誠的自信感。曹元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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