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歷程，鄉土文學一直是文學發展的重心。從1921年魯迅寫出鄉土小説代表作《阿Q正傳》，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提出“‘忠於地'，把‘土氣息泥滋味'表現在文字上”的理論主張后，鄉土小説的源頭就被開啟了。1935年魯迅在《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序》中借用英國十九世紀末布裏特哈特“鄉土文學”的概念來論述中國鄉土文學觀念，強調“地方色彩”和“民族風格”，從而推動了鄉土文學的發展。從上世紀20年代的啟蒙鄉土文學到30年代的左翼鄉土文學，40年代及之後的反映土改、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村題材小説，到新時期的新啟蒙鄉土文學，以及新世紀鄉土小説，近90年的流變發展，其腳步一直沒有停止。

　　在鄉土小説的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段的鄉土文學就承載的內容和格調而言各具特色。上世紀20年代鄉土文學重在啟蒙，接受西方先進文化思想熏陶的作家們，帶著俯視的目光，注視著破敗、荒涼的家鄉，以及愚昧、落後的民眾，帶著“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者注意”的目的來描寫鄉村。魯迅的《祝福》、許欽文的《瘋人妻》、王魯彥的《黃金》、許傑的《慘霧》、彭家煌的《陳四爹的牛》、臺靜農的《紅燈》等作品的格調基本上都是悲劇性的。而這一流派的分支，沈從文的湘西風情、廢名的湖北黃梅民俗、蕭紅的東北黑土地景觀，成為抒情鄉土小説一脈，別具風韻。上世紀30年代的左翼作家，把鄉土作為表現階級鬥爭的場所，展示古老鄉土上潛滋暗長的自發反抗與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蔣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茅盾的《農村三部曲》、丁玲的《田家衝》等作品的格調是昂揚的。上世紀40年代，作家們深入農村，接近民眾，描寫轟轟烈烈的土改鬥爭。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就是反映農村土地改革的成果，而新中國成立後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浩然的《艷陽天》則是反映農村合作社運動的成果。這些小説緊密配合黨的政策，用文學的手段，記載這兩場運動中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農民翻身做主人的過程，作品的格調是高亢的。新時期開始，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賈平凹的《浮躁》等吹響了反映農村改革新啟蒙鄉土小説的號角，作品的格調是明亮的。至20世紀末，由於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大規模遷移入城或進入小城鎮、鄉土傳統進一步瓦解，鄉土小説創作無論是內容還是藝術手法都發生了更大的改變。

　　首先表現在小説題材的拓展上。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鄉土小説的題材主要是鄉村及民眾的日常生活，它的地理範圍不超出鄉鎮。上世紀90年代之後，由於市場經濟的進入，以及中國社會的迅速轉型，農村分田到戶制度的實行，農民在農忙之餘，或進城務工、或自辦企業、或出外經商，原來純粹以務農為主的鄉村日常生活有了許多新的變化，而鄉村工業的發展一方面給了農民工作的機會和財富，同時也給自然美麗的生態環境帶來不良影響。在這一巨大的社會變革過程中，農民們在觀念上、生活上發生了變化，期間也經歷了悲歡離合的命運變遷。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西方各種文化思潮幾乎同時出現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他們互相衝突、糾纏和融合，給中國的文壇帶來衝擊和震撼，作家們的創作思想、理念、手法都面臨挑戰。他們在創作中，除了對傳統題材進行新的開掘以外，又在“農民進城”與“自然生態”兩個題材領域進行拓展。前者將敘事場域向城市挺進，後者則向自然山水展開，兩者都是中國社會尤其是鄉土社會現代轉型與鄉土小説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鄉土小説自身轉型中出現的重要現象。每位鄉土作家因自己積累的鄉土經驗、價值觀和審美趣味不同，在書寫“鄉村日常生活”、“農民進城”、“鄉土生態”等新舊題材時，體現出各自的特色，形成了新鄉土敘事文學思潮。

　　體現在內容上，有放棄理想之火、對人性本質不加情面進行剖析的《醜行或浪漫》（張煒），有用荒誕不經的故事來敘説鄉村歷史變遷的《受活》（閻連科），有虛構一個獨立王國以象徵當代中國的《羊的門》（李佩甫），有既表達了家國之戀、又表達了鄉村自由的《笨花》（鐵凝），有反映農民工進城生活的《民工》（孫惠芬）、《泥鰍》（尤鳳偉），有借助日常生活對鄉村中人性嬗變、歷史遺産和權力運作嶄新思考的《湖光山色》（周大新），有表現家鄉在改革開放年代價值觀念、人際關係發生深刻變化的《秦腔》（賈平凹），有反映少數民族地區鄉村生活及其變化的《白豆》（董立勃）、《空山》（阿來），有反映鄉村生態環境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遲子建），還有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商業社會轉型中的矛盾與衝突以及古老鄉村文化及傳統道德倫理秩序解構的《萬物花開》（林白）等。這些小説切入鄉村、反映鄉村生活的角度越來越多樣化，呈現豐富多彩的局面。

　　體現在藝術手法上，也是由單一走向多樣。中國傳統鄉土小説的主要手法是現實主義，而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鄉土小説，有很多作家開始嘗試運用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的手法創作鄉土小説。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儘管在情節上寫得曲折多變，頗具吸引力，但作者對於鄉村的前景充滿理想，運用的是浪漫主義手法。李佩甫在《羊的門》中虛構了一個烏托邦式的鄉村——呼家堡，在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之後的農村，在市場經濟已經深入農村角角落落的背景下，呼家堡仍然以集體經濟的形式生存于中國的鄉村，不亞於一個夢想。

　　但是，這個時期的鄉土小説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對於留守家鄉的老人、兒童如何生活等問題，雖有孫惠芬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但能夠引起轟動的作品不多。新世紀鄉土小説如何出現經典級的作品，值得作家和評論家思考。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鄉土小説，雖然題材擴大了，手法靈活多樣了，但是，魯迅、周作人、茅盾所提倡的傳統鄉土小説的特點“地方色彩”和“民族風格”在日漸弱化，如何在傳統鄉土小説與新鄉土小説特色之間尋找到一種發展方向，值得關注。

　　總之，跨世紀的鄉土小説創作，就內容和手法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擴展和變化，這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這種變異也給鄉土文學帶來一些困惑，未來的鄉土小説如何走，這是作家、評論家應該共同思考和期待的問題。

　　（作者單位：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課題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