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和外相在聯大會議上聯袂表演了“領土法律化”雙簧，試圖要給“購島鬧劇”貼上合法標簽。其領土擴張意識、錯誤的歷史觀和亞洲觀已無可掩飾，並在國際舞臺上留下長長的右傾保守化陰影。

       日本在近代列強之路上形成的“民粹主義種子”、蔑視亞洲的“種族優越感”和“制度優越論”，從未因戰後“美國佔領”和“民主化改革”而根除。它在二戰後60餘年裏時不時發作，演變為日本政治思潮右傾化的餘毒。

       日本民主黨奪權以來，持續上演“鬧海、撞船、購島”鬧劇，折射出日本右傾保守主義勢力的抬頭，具體表現就是民粹主義思潮升溫，領土領海擴張意識強勁，對外政策爭權奪利，搶佔話語權，對亞洲政策更是標榜“制度優越論”，張揚“日式民主”，甚至不惜人力財力，幫助越南訂立新憲法，引起亞洲各國不安。日本政治外交的右傾化，暴露出其歷史認識、亞洲觀念、外交哲學不合時宜，存在嚴重的戰略缺失。

       眾所週知，明治維新為日本走上近代西方民主道路，實現“脫亞入歐型”的崛起提供了制度條件。而甲午戰爭不僅讓日本嘗到了列強的甜頭，更使其一躍平步“國際金本位制”，確立了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貨幣的“全面列強”地位。

       日本在近代列強之路上形成的“民粹主義種子”、蔑視亞洲的“種族優越感”和“制度優越論”，從未因戰後“美國佔領”和“民主化改革”而根除。它在二戰後60餘年裏時不時發作，演變為日本政治思潮右傾化的餘毒。

       冷戰結束20年，日本始終未能給自己找到清晰的戰略定位。自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後，日本在亞洲展開的“地區統合”實質上演變為“日本制度優越論”的再版，並未與亞洲各國建立清晰的共同利益，至今難以贏得廣泛的“地區政治感召力”。而在此期間，中國入世，經濟快速發展，2010年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使日本真實感到被超越的危機。對此，日本政界、學界開始出現否定“友好”的論調，在中日關繫上再度掀起右傾逆流。

       美國金融危機後，日本右傾保守思潮進一步升溫，連年的《防衛白皮書》指責中國軍事威脅，“防衛大綱”將戰略目標鎖定中國。近期，日本又要與美國合謀修訂“日美防衛協作指針”，試圖將中國納入“周邊事態”新威脅。在此背景下，東海爭權、釣魚島滋事、南海裹亂，日本接二連三地搞出鬧劇，將中日友好的大局拋至九霄雲外。

       在日本看來，美歐危機直擊世界市場，全球經濟萎縮，新興經濟下滑，給日本海外擴張帶來“天賜良機”。危機後，日本企業在政府支持下，全球征戰，搶佔世界資源能源權益和戰略市場。據日本官方調查，近年來日本企業的海外並購史上空前，企業利潤成倍增加，競爭實力扶搖直上。日本企業的全球戰略意識和國家戰略意識上升，揚言“日本企業要承擔國家責任”。一時間，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社會思潮乍起，領土領海擴張意識升溫，主導亞洲秩序的意識重新抬頭。

       在地緣戰略上，日本保守派認為美國回歸亞太，為日本借助美國勢力抑制中國崛起、掌控亞洲制海權、主導亞洲秩序提供了有利條件。在日本看來，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意味著中國經濟優勢不再，而收入差距、地區差距更將成為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障礙。這為日本展開技術限制、分散投資、瓦解中國實力，甚至激起領土矛盾，在安全上做空中國提供了最佳時機。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是中日關係得以發展的基本原則。而1972年以來雙方共同主張和堅持的“中日友好”，又是在冷戰“最寒冷的季節”確保中日摒棄前嫌、顧全大局、求同存異、實現邦交正常化的前提。1978年中日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方式明確規定了中日不戰，同時，也是以條約方式明確記載“中日友好”的歷史見證。

       回顧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日本的右傾保守勢力總是陰魂不散，其根深蒂固的“種族優越”、“制度優越”的亞洲觀，及其所醞釀的“民粹主義思潮”、“強硬的外交路線”、爭奪資源、搶佔市場的重商主義邏輯，總是在國際風雲變幻時發酵作怪，使中日關係佈滿陰雲。金融危機後，美國戰略重心回歸亞太，日本深感主導東亞秩序漸趨不現實，野田政府再次鋌而走險，拿釣魚島玩火，試圖在中美戰略間耍“邊緣”。

       日本政治右傾保守化，根繫於錯誤的歷史觀、中國觀和亞洲觀，是對世界、地區和中國發展趨勢的誤判，背離了時代，堪稱戰略近視，無疑將作繭自縛，難逃孤立無援的戰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