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的培育和發展既是兩國國力的較量，也是戰略磨合的過程。二戰後發展經歷足以證明，日本的國家利益在於堅定不移地走對華和平、合作之路。中日關係的光明前途依然存在，關鍵取決於日本政治家的決斷。

　　日本政府不顧中方一再嚴正交涉，宣佈將釣魚島“國有化”以來，中方表明了堅決反對立場，要求日方撤銷錯誤決定，懸崖勒馬。同時，中國政府果斷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日本企圖借釣魚島挑戰中國難以獲利。

　　從維護釣魚島主權的法理基礎看，中國近期採取的措施無可厚非，屬於國家主權範圍之內的正當舉動。從時間和節奏上看，中國所採取的這些反制措施和手段從另一方面印證了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一貫所秉持的克制、合作的立場，本該採取的正當舉措而延宕至今，完全是中方出於維護中日關係大局以及東亞和平穩定考慮。如今的局面，是日本破壞了中日在解決釣魚島問題上所達成的共識，是日本想借釣魚島圍堵和牽制中國，也是日本在恣意挑戰中國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意志。可以肯定地説，隨著維權舉措的相繼出臺，中國各行政執法部門在維護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不僅目標更加明確，中國漁民在該海域的生産活動也將有法可依，有據可循，中國的海上維權步伐將會越走越堅實。

　　當今，日本政黨纏鬥加劇，經濟低迷，國民焦慮。少數右翼政客在國內矛盾四起、政治爭鬥陷入困境之時，總試圖向別國轉嫁矛盾，禍水外引。中方一再強調，中日合則兩利，鬥則俱損，尤其在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中國希望與日本和平共存，共謀發展。二戰後中日關係的歷史已經證明，兩國自恢復邦交以來的40年裏，和平穩定的睦鄰環境使雙方都獲得了巨大利益，兩國人民也都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兩國經貿數額的大幅增長，表明中日發展雙邊貿易合作具有地緣之便、歷史之源、現實之需，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成果來之不易。同時，經貿關係也為維護中日關係大局穩定發揮了“壓倉石”、“穩定器”作用。

　　儘管中日經貿關係相互依存度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在貿易結構當中，還是存在産業分工、佈局、市場容量等問題。就是説，在雙邊貿易當中還有誰佔有的權重比例大、誰需要誰的問題。近年來，日本一方面與中國生意照做不誤，並以“戰略互惠”為託詞，指望從中國經濟增長當中獲取利益，給本國經濟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在政治、安全上不斷圍堵牽制中國，“政經分離”正成為日本處理對華關係的基本策略，中日政治關係不僅沒有隨著兩國經貿規模大幅增長，反而呈現徘徊、倒退趨勢。客觀地説，中國實現和平發展、建設小康社會，需要密切對日經濟合作，但經貿活動歸根到底是人類社會文化現象，受人的主觀意識支配。當中國領土主權受到侵害，被逼無奈之時，放棄眼前的局部利益，採取包括經濟在內的各種反制措施，也不失為一種手段。就目前中日兩國發展潛力、國家規模、各種資源要素、自然稟賦等綜合條件看，日本無力與中國抗衡，採用經濟手段反擊日本，對日打擊更大，其所受傷害也更長遠，日本承受不起這個代價。

　　同時，也應該指出，經濟手段是一把“雙刃劍”，尤其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國經濟高度融合，即便是在境外生産的日係産品也是全球化分工的産物，更何況中國本地生産的汽車、家電，更是中國勞動者汗水的結晶。當然不排除個別在華獲得豐厚利益的企業暗中支持右翼勢力，給其提供資金援助，但眾多在華投資的中小企業，不僅給中國創造了稅收，也給部分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如果將經濟作為外交手段使用，還需要更高層次的全盤部署，但這顯然不是中國政府的戰略選擇。作為普通民眾，如果把愛國主義等同於盲目抵制日貨，或者損毀屬於公民的合法財産，這不僅和愛國主義毫不沾邊，也與中國建設文明、法制國家的目標背道而馳。保持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但這顯然不是世上所有國家都想見、樂見的局面，或者説，並不是每個人都希望中國強大。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只有努力工作，以自己的行動建設強大、文明的國家，才是愛國主義的最好體現。

　　作為近鄰，中國不希望與日本交惡，這既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政治前提，也是中國戰略文化的基本理念。從近代日本侵華歷史看，儘管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産損失，延緩了中國的發展步伐，但日本也付出了沉重代價。在一個積貧積弱的時代，日本尚無力征服中國，更何況如今日本所面對的是一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的新中國。雖然中國在發展進程中面臨各種各樣的難題，但每當國家和民族處在危難的時候，中國都會爆發出巨大的能量和凝聚力，從這個角度講，日本應放棄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中日關係的培育和發展既是兩國國力的較量，也是戰略磨合的過程。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取決於日本國內政治走向，也取決於日本如何認識中國和平崛起的現實以及民族統一的進程。由於中日地緣相近以及在經貿上對華嚴重依賴，如果不改弦更張，這些因素將更加凸顯日本的戰略困境。戰後發展經歷足以證明，日本的國家利益在於堅定不移地走對華和平、合作之路。中日關係的光明前途依然存在，關鍵取決於日本政治家的決斷。